近日，我院池义春教授与美国爱荷华大学Richard Peter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生齐梦佳同学合作的论文《Disentangling risk and time for optimal prevention》在国际经济学AA期刊《Economic Theory》上发表。该论文于2026年5月27日在线发表，刊载于2026年第82期第三卷，页码为1055—1092。

在保险经济学中，预防是指通过事前投入降低未来损失发生概率的行为，如安装家庭安防设施、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以及采取疾病预防措施等。谨慎性（Prudence）是刻画个体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决策行为的重要偏好特征。然而，已有研究对于谨慎性如何影响最优预防投入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单期模型通常表明谨慎性会抑制预防投入，而考虑预防成本发生于当期、风险损失发生于未来的两期模型则可能得到相反结论。此外，传统贴现期望效用模型无法区分个体的风险态度与跨期消费偏好，使得谨慎性影响预防行为的内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针对上述问题，该文采用Kreps和Porteus（1978）以及Selden（1978）提出的KPS偏好模型，将风险态度与跨期偏好相分离，在两期框架下系统研究谨慎性对最优预防决策的影响。文章首先以消费平滑所对应的预防投入水平作为比较基准，避免了已有研究对决策者跨期收入结构施加的限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谨慎性、不确定性解决时点偏好以及风险厌恶程度对最优预防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储蓄决策内生化后预防与储蓄之间的相互作用。

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储蓄选项的情况下，对于满足相应谨慎性条件且偏好较晚解决不确定性的风险厌恶者，当基准损失概率不超过50%时，谨慎性能够促进预防投入。这一结论将Menegatti（2009）的研究结果推广至更一般的KPS偏好框架。进一步研究表明，谨慎性促进预防投入的作用同样可以扩展至风险偏好者，但相应的损失概率条件有所不同。此外，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并不必然增加预防投入，其影响取决于损失概率、风险偏好特征以及不确定性解决时点偏好等因素。

当进一步引入内生储蓄决策时，研究得到一个重要结论：个体对于不确定性解决时点的偏好不再影响最优预防投入，预防决策主要取决于风险效用函数边际效用的曲率及损失概率条件。这是因为储蓄能够承担跨期消费平滑的功能，而预防投入则主要用于降低未来风险。特别地，研究识别出一类具有谨慎性的决策者，虽然他们会因未来风险而增加预防性储蓄，但其最优预防投入却与风险中性决策者完全相同。这表明，谨慎性并不必然表现为更高的预防投入，谨慎性与预防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跨期偏好结构以及储蓄等其他风险管理工具是否可供选择。

该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传统两期最优预防模型拓展至更一般的KPS偏好框架，实现了风险态度与跨期偏好的分离，并通过引入基于消费平滑的个体化预防投入基准，放宽了已有研究对收入结构的限制。二是系统考察谨慎性对最优预防行为的影响，将相关结论拓展至风险偏好者及比较风险厌恶分析，揭示了损失概率和不确定性解决时点偏好在预防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将储蓄决策纳入最优预防分析框架，揭示了预防与储蓄之间的功能分工，并证明在特定条件下谨慎性可以与预防行为相分离，从而深化了对跨期风险管理决策机制的理解。该研究丰富了保险经济学中关于谨慎性和最优预防的理论研究，也为理解个体和企业如何协调预防投入与储蓄等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371479）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790090）的支持。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00199-026-01722-3

（撰稿：齐梦佳；审稿：池义春、王庆焕；编辑：薛丽娜；审核：马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