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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光”辅导员工作室 普法微课堂 第 44讲:保险诈骗未遂是否承担法律责任?

作者:法治之光辅导员工作室发布时间:2026-11-16


一、基本案情:

郭某是其妻名下机动车交强险、第三者商业险等险种的投保人。2025年7月,郭某岳父突发疾病离世。郭某将岳父遗体移至车辆后方,伪造自己倒车不慎致人死亡的事故现场,向保险公司申报理赔,拟骗取保险金47万余元。因理赔需公安机关出具证明,民警勘验时发现车辆无碰撞痕迹、死者体表无外伤,郭某随即如实供述。公安机关以涉嫌保险诈骗立案侦查,后移送审查起诉。三门峡市陕州区检察院认定郭某构成保险诈骗罪(未遂),数额特别巨大,但综合未遂、如实供述、未造成实际损失等情节,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建议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公安机关最终对郭某处以行政拘留12日。


二、法律分析:

本案的核心争点在于:未实际取得保险金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为何最终未被判处刑罚,却仍被行政拘留。


(一)刑法层面:保险诈骗罪的构成与未遂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8条规定的保险诈骗罪,主体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郭某是其妻名下车辆的投保人,主体适格。该条第1款第(三)项规定,“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构成保险诈骗。郭某将因病死亡的遗体移至车后,虚构“倒车致死”这一根本未曾发生的交通事故,并据此申报理赔,完全符合该行为类型。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保险金的目的,客观上已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属于“着手实行”。

保险诈骗罪以“数额较大”为入罪门槛。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修订)第51条,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这意味着5万元是进入刑事程序的最低数额门槛。本案中,47万余元的索赔金额均已远超立案标准,足以进入刑事评价范围,检察机关据此认定“数额特别巨大”,在个案裁量上具有合理依据。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未遂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保险诈骗罪在实务中通常以实际骗得保险金为既遂,但“没有拿到钱”不等于不构成犯罪。郭某的理赔申请因公安机关核查而未能进入赔付环节,属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依法构成保险诈骗罪未遂。最高检相关答复亦明确,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获得保险赔偿,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检察机关“虽系犯罪未遂,但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保险诈骗罪”的认定,在法律上是成立的。


(二)保险法层面:合同层面的否定性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7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并请求赔付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郭某的行为同时触及“虚构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与“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两种情形,保险公司在民事层面不仅无需赔付,而且有权解除相关保险合同。这意味着郭某的行为在行政、刑事责任之外,还将在保险合同法上产生不利后果。

(三)程序法层面:相对不起诉的适用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郭某虽然构成保险诈骗罪(未遂),且数额被认定为特别巨大,但综合考量以下情节,检察机关认为其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其一,未遂本身是法定的从宽情节;其二,郭某在公安机关盘问阶段即主动如实供述全部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其三,保险公司未发生实际赔付,法益侵害后果没有落地。在这些情节叠加之下,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赋予的裁量空间。需要明确的是,相对不起诉的前提是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其法律性质是“有罪不诉”,而非“不构成犯罪”。


(四)行刑反向衔接:不起诉不等于不处罚

相对不起诉阻断了刑事审判,但并不意味着郭某的行为不再产生公法上的责任。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制发检察意见书,建议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这属于“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刑事程序因情节轻微而终止,但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并未被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郭某骗取保险金未遂,公安机关在行政处罚裁量幅度内处以行政拘留12日,处于“情节较重”区间的下限附近,与本案未造成实际损失、认罪配合等情节具有对应性。


三、案件结果:

郭某的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未遂),检察机关基于犯罪未遂、如实供述、未造成保险公司实际损失等情节,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通过行刑反向衔接,建议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公安机关最终对郭某处以行政拘留12日。


四、案件启示:

第一,“没有骗到钱”不是骗保的免罪理由。 保险诈骗罪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实际取得保险金。只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着手实施虚构事故、编造原因等骗保行为,达到追诉标准,即使因核查、拒赔等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仍可能构成犯罪未遂。郭某案以“未遂+数额特别巨大”进入刑事评价,正是这一规则的直接体现。

第二,相对不起诉是有罪认定,不是“没事了”。 相对不起诉的适用以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其效果是刑罚层面的宽宥,而非对行为违法性的否定。郭某虽免于刑事审判,但仍被处以行政拘留,刑事记录与行政责任并行,说明法律评价是多层次的,不能将“不起诉”误解为“无责任”。

第三,保险理赔中的证明机制具有实质审查功能。 郭某之所以未能得逞,直接原因在于理赔需要公安机关出具证明,而民警勘验发现了车辆无碰撞痕迹、遗体无外伤等客观疑点。这提示,保险欺诈并非仅靠书面材料即可完成,实质性核查是阻断骗保的关键环节,也提醒投保人不应低估虚构事故被识破的概率与法律后果。

第四,殡葬伦理与法律底线不可逾越。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郭某利用的是岳父遗体。对逝者遗体的处置,不仅涉及对死者尊严的尊重,也受到公序良俗和相关法律秩序的约束。将遗体作为骗保工具,在伦理上的可责性远超一般财产犯罪,这也是本案虽然未遂、未造成实际损失,仍须以行政拘留予以否定评价的重要原因。


供稿:“法治之光”辅导员工作室

                                          审稿:杨德齐

审核: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