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裒(póu)——西汉蜀地白手起家的财富巨擘
蜀地因自然资源丰富、气候宜人、雨水充沛著称,家给人足。由于四周崇山峻岭的环抱,地理位置特殊,很少遭受外敌入侵,被誉为天府之国。如此一个安逸富饶的地方,能产生富商也就不足为奇。
早在秦汉时期,蜀地就涌现了诸如寡妇清、卓王孙、程郑等,他们的身价每一个都在千万级以上。到了西汉成帝、哀帝时期,蜀地又崛起了一位商业巨星——罗裒(póu)。他不是背靠父辈财富积累,而是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闯出一番天地。
罗裒的名字很有深意,裒字本意是聚集,而罗裒正如其名,擅长聚集财富。他的财富甚至达到亿万级别。他和平陵的如氏、苴氏一同被誉为高訾,即为最顶级的富豪。
罗裒早年起家前是在成都南市摆摊贩卖缣帛与井盐,肩挑背扛,日晒雨淋。可别人只看见他卖货,却没看见他暗地里却在数人——数往来商旅的口音、数官吏押运的车辙深浅、数郡国调粮的频次……他发现,巴郡的铁器运往关中,常空车返程;而蜀中缺马,却有大量缣帛积压。于是他腾出半间铺面,专收蜀布,又托人从陇西换马,再转手卖给益州郡的戍卒。一来一去,不靠囤积,只靠“转手之间识势”,便滚出了第一桶金。后来他将视野扩展到京城——长安。罗裒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独自来到了这座繁华的都市。他凭借敏锐的眼光发现长安市场上有许多物资正是成都所缺乏的,同时,巴蜀地区常见的矿产制品在京师也很受欢迎。尽管他为此感到兴奋,但一看到自己并不充裕的钱袋,也有些气馁。这点本钱就像是用一辆破旧的牛车去拉金山,再怎么努力,也拉不了太多车。
为此,罗裒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留在长安给平陵的大商人石氏做理财。这并不是像唐伯虎为秋香卖身相府为奴,而是要借梯登楼。他没选如氏、苴氏那些盘根错节的老树,偏挑了石氏这棵正往上蹿的新枝——有野心,缺臂膀,正合他这双能算账、敢押货、更敢赌一把的手。几趟川陕之间来回,货没丢、账没乱、利润翻了三倍,石氏拍着案几说:“往后这路,你说了算。”那时的商路,哪是什么“物流”?是拿命换钱的活计。出秦岭要防塌方,过褒斜道得躲山匪,夜里歇脚,连锅里的米都要数着下。罗裒不雇镖师,自己带刀上路,腰间别着短戟,背上挎着硬弓,走一趟,沿途小寨主见了都递碗热汤,不为别的,就为他那股子“货在人在、人亡货焚”的狠劲儿。史书只记他“强力”,可谁又知道,那“力”字底下,是冻裂的手、结痂的疤、还有三回险些喂了野狼的半夜奔逃?几年下来,他手里的钱从百万涨到千万,铜钱堆得库房发潮,连老鼠都懒得啃——太硬。他忽然就倦了:再跑十年,也不过是多几车铜臭;不如坐下来,让钱自己走路。
罗裒再次转身进入了长安南里那座青瓦小院,捧着半数家财,叩开了红阳侯王立和定陵侯淳于长的门。两位侯爷笑纳不拒,酒过三巡,淳于长拍他肩膀:“往后谁敢赖你钱,我替你写张条子——盖上印。”王立也点头:“郡国缺钱办差?找罗君,比找少府还快。”从此,罗裒的账本不再记货单,而记借据;他的马车不再装铁矿、蜀锦,而是驮着一卷卷朱砂批红的官契。钱生钱,利滚利,利上加利——他放的不是贷,是长安城的呼吸节奏:郡守要修桥,他垫钱;县令要买粮,他赊米;连太常寺修宗庙缺铜,他也敢拆了自家钱库,熔了铸鼎。有人笑他“商而近权”,他只笑而不答。其实他早想明白了:世上最稳的买卖,从来不是运气而是运势;最硬的本钱,也不是铜钱,而是有人替你把“不”字,悄悄改成了“可”。如今再看长安西市那家“罗记钱铺”,门脸不大,青砖灰瓦,连匾额都未鎏金。可但凡有郡国使节来京,必先拐进去点一盏茶——茶是粗茶,碗是粗碗,可端茶的手,稳得像秤杆,不偏不倚,不多不少,刚刚好,够你把难处说尽,把难处带走。
之后,罗裒又进入实业——井盐。井盐经营有两个特点:一是需要巨大的投资,一般的小商人是无法承受的;二是国家垄断经营,获得经营权的门槛很高。巴蜀地区是中国盐井资源最丰富的地方,而罗裒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财力,成功垄断了井盐的经营。于是,盐巴变成了罗裒手中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钱库。说来有趣,那时的盐,可不是如今厨房里随手一舀的寻常物事。它白如雪、硬如石、咸得直冲脑门,却偏偏是活命的根、交易的锚、军粮的魂。深山凿井,百丈之下引卤水而上,架锅熬煮,柴火日夜不熄,烟气裹着咸腥,在蜀地湿润的山风里飘荡数里不散。罗裒不是蹲在灶边添柴的人,他是站在山梁上数井架、盘账本、调船队的那个人。他懂卤水的脉,更懂人心的缝。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他赚了多少钱,但在史书上是用“巨万”这一笼统的词汇来形容他的财富,显然已经不止是几千万,而有可能达到了十亿、百亿甚至千亿级别。在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是几百钱,而罗裒的财富足以让全国人民维持一年的生活。你算过吗?一斗盐换三斗粟,一船盐抵十户田产,而罗裒手中掌握的是数十口深井、上百口灶房、上千名灶户与盐丁。他不单卖盐,还放贷给运盐的商队,收息用盐不用钱;他修栈道、养船队、设盐市,把盐粒从岷山腹地,一程程地推到了长安的朱雀门前。盐在他手里,早不是调味之物,而是流动的铜钱、无声的兵符、沉默的权柄。
年过六旬之后,罗裒把他的生意分作三支:一支交予族中子弟,专营蜀锦与枸酱(由构树果实聚花果或拐枣(枳椇)酿造而成的古代果酒);一支托付旧日伙计,走河西贩马;最后一支,他亲自带着几个精干少年,沿岷江而下,勘测新滩、试凿引渠、教民用曲辕犁翻深土——不是为再赚一笔,是怕蜀中富庶太久,反失了筋骨。他常说:“天府之国,若只养得人懒,养不得人韧,那富,就是浮萍。”
罗裒去世那年,成都南市照常开市,蜀锦铺子挂出新样“云纹罗”,织工说,这纹样是他生前最后一张手稿;而郡学新修的“裒义堂”,檐角刻着一行小字:“不仅是聚,更是聚而后散,聚而能养,聚而不忘本,是为裒。”
罗裒的财富如此庞大,几乎可以说不是靠什么“一夜暴富”。只不过是别人还在为一口井打三年夯时,他已画好十口井的方位图;别人还在求官吏批一道盐引时,他已与郡守对坐饮茶、共议盐税分成。他不赌运气,只押趋势;不靠裙带,而是靠算账比谁都准、胆子比谁都大、步子比谁都稳。这也给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启示:通过智慧、胆略和决心,任何人都有可能实现财富的积累,最终成为一个历史上的金融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