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赋而国用饶。

刘晏（716～780年），字士安，今山东菏泽人。 安史之乱后，大唐山河破碎、府库空虚，由盛转衰。他临危受命，执掌中央财经大权，实行一系列财经改革，为唐朝经济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其经世之才、务实之策，可与春秋的管仲，战国的商鞅，西汉的桑弘羊，同代的杨炎、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齐名，被史家誉为“中国古代六大经济改革家”之外，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理财家。

一、漕运新命：再造大唐经济命脉

自公元311年匈奴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导致西晋王朝的灭亡，以及中原士族大规模的南迁，史称“衣冠南渡” 。随着南方的开发，中國经济重心逐漸向东南地区轉移，其经济总量在唐代已可与北方持平。隋唐以來，纵贯中國南北、沟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的汴河成为东南漕粮运往京师的大动脉，承担起了向长安运送物资的重任。安史之乱后，因汴河航道年久失修，漕运受阻，被迫从长江、汉水绕道梁州(今汉中)将南方军需物资运往长安，运道艰险，劳财费力。

为解决漕运物资运送不畅的问题，刘晏被唐肃宗从地方上调中央，掌管大唐理财重任。他亲自勘察汴河，解决了漕粮运输卡壳的瓶颈。并且从河道疏浚、漕船制造、粮仓修建、船工招募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使整个运河运输系统得以恢复。使南方的粮食及物资经过漕运得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北方。

此时另一个问题也暴露出来了，那就是船只从哪来？以前漕运的船都是民间供给的，式样和大小千差万别，严重制约航运效率。在疏通河道之后，船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刘晏果断地将船只的建造收归国有，在扬州创办了十个官办造船厂。为了确保造船的质量，每造一只船的费用皆达到了钱百万。为防止造船过程中的克扣而导致降低用料质量，他制定了严格的监管制度，并选拔廉洁正直的官员进行管理；同时又改进造船技术，根据不同水域投放不同船只，进行分门别类建造。

运输工具——船只解决了，紧接着货物直运的问题又显现出来。以前运输的路线是遍布东南地区如蜘蛛般分散的漕渠——淮水——黄河——渭水——长安。途径多个地方，辗转曲折又非常漫长，使得“停滞日多，得行日少”。刘晏对其进行优化，改过去直运为分段运输。首先在扬州、河阴和渭口设置了仓储仓库，随后将整个漕运路线分为长江、汴水、黄河和渭水四段，严格执行船只分段运输：采用“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川转运入太仓”。他改用军纪严明的官军主持运输，停止向民间征发劳役，此举效果显著。河道沿线百姓再也不担心随时被抓去服劳役，從而有了更多的精力从事农业耕种或做生意。没过多久，漕运沿线就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小镇，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二、养民即养税：刘晏理财思想中的民本经济学

世人总以为理财是“算盘一响，黄金万两”，刘晏却说：“算盘珠子再响，响不出地里长的稻，响不出灶上蒸的馍。”他看透一个理：税不是从钱袋里硬抠出来的，是从田埂上长出来的，是从盐灶里熬出来的，是从商旅的驼铃里晃出来的。他改盐法，不设卡、不封灶、不抢卖，只设场、收盐、定价、护商。亭户可自由煮盐，官府供铁锅、教火候、保销路；商人愿买便买，愿运便运，缴足税，就发“盐引”——一张纸，比官印还硬气。私盐贩子没活路，不是因为抓得紧，而是因为官盐价稳、路通、量足，百姓买得放心，商人卖得顺心。三年间，唐朝廷盐利从六十万跃增至六百万缗，占了国库半壁江山，而民间竟“人无厌苦”。这不是奇迹，是逻辑：当煮盐的灶火旺了，运盐的骡队多了，卖盐的铺子开了，税自然就活了。刘晏从不把百姓当“税源”，而是当“水源”——水清则鱼跃，作了水活则舟行，水涸则国危。他死后多年，江淮老农仍记得他巡仓时蹲在田埂上，抓一把新收的稻，搓开谷壳，吹去秕糠，眯眼一笑：“这米，既能养活人，也养得活国。”

不加赋而国用饶——这话听来像梦话，可刘晏把它变成了日常。他没有去发明新税目，没加一文苛捐，只是把断掉的链子一环环接上：河道通了，船就动了；船动了，仓就满了；仓满了，人就安了；人安了，税就来了。

理财之极，不在聚敛，而在成全——成全一条河的奔流，成全一灶盐的升腾，成全千万双布满老茧却不再颤抖的手。这大概就是，最古老，也最鲜活的“经济”二字。

三、刘晏的“经济雷达”：唐代物价调控的智慧先声

盛唐虽物华天宝，然山川阻隔、驿路未畅，信息滞涩如雾锁重峦。一粟之价，或江南贱如泥，而关中贵若金；一季之变，或春播未竟而价已腾，秋收甫毕而谷如弃。

在实践中，刘晏理财深谙“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之规律，对危及经济与民生的物价信息需要第一时间得知。遂以智为眼、以制为网，织就中国历史上首张动态“经济雷达”。一是在诸道(各省区)设“知院官”，专察雨雪丰歉、田畴盈虚；二是对盐政管理布十三巡院，密织商情脉络；三是在主要交通线上广设驿站，“自诸道巡院距京师，置递相望”，更以重金募“疾足”飞传市价——千里之遥，四五日而行情已抵转运司案头。

刘晏通过收集信息，使“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之中；并根据即时信息快速预测，随时调剂商品短缺，使物价既不失之过高，也不失之过低，做到“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进而保证财政的收支平稳。

四、刘晏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思想

安史乱后，府库空虚，百姓流离，财政危如累卵。刘晏临危受命，不以横征为能，而以“知所以取，人不怨”为理财圭臬——取之有道，敛之无形，利之于国而安之于民。

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如何做到“人不怨”，并非易事。一度接替刘晏执掌唐朝中期财政大权的宰相元载，为了筹措军国需用，强制江淮农民一下子缴清八年欠租，百姓不堪负担，民怨沸腾。而刘晏的办法是：在农业赋税之外，采取财政与市場相结合的手段，在常平业务中揉进买卖经营以谋利，并将经营范围尽量扩大。其结果，“人不加赋”，却使“朝廷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议者称其能”。他广设常平仓，通过平准法在调节粮价过程中为国谋利。丰年以略高于市价收粮，护农心于谷贱之顷；歉岁以略低于市价粜粮，稳民心于米珠薪桂之时。在这一进一出之中，既稳定了粮食价格，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唐朝疆域辽阔，交通不便，各地供求难以调节，物价差别较大。当时，东南各州不仅产粮，而且盛产丝绸、瓷器、纸张、笔墨、竹木等手工业品。国家所征赋税主要是粮食。大量粮食从东南长途运往京师，费用很高，而东南大量手工业品除部分用于上交贡物外，在当地销不出去，供过于求。针对这一情况，每当关中粮食丰收，能够满足当地和京师粮食需要时，刘晏就把东南各州的一部分租赋折钱，用这笔钱在当地购买手工业品，运往京师和关中出售。此举不仅节省了大量漕运费用，又使东南手工业品有了销路，同时还满足了京师和关中地区对手工业品的需求，稳定了物价，一举而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