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金融本质的直观认识(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随着五口通商，洋货如潮水般涌入，白银大量外流，传统的钱庄、票号在西方银行的冲击下风雨飘摇。上海外滩的外资银行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汇丰、渣打等银行掌控了中国的外汇和信贷，甚至操纵着清政府的财政命脉。面对“银荒”和金融控制权的丧失，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焦灼地思考：什么是金融？中国的金融路在何方？

1902年，东京留学生宿舍里，一盏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一位青年捧着日本经济学书籍，向梁启超请教：“先生，日本书中‘金融’二字是什么意思？中国该怎么翻译？”梁启超放下手中的笔，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沉思片刻后说：“金融者，指金银行情之变动涨落，严氏《原富》译为金银本值，省称银值。但‘值’字只说性质，没体现变动的样子，而且银值不适用于金本位国家。日本说‘金融’，取金钱融通之意，像我们古代用‘泉’称呼货币一样，直接用这个词也可以吧？”这段对话被刊登在《新民丛报》第六期。据考证，梁启超是第一个向中国人解释“金融”概念的人，虽然他对“金融”的理解还停留在“金银行情”层面，没抓住“金钱融通”的核心，但这个词从此在中国扎下了根。

其实，早在“金融”概念传入之前，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西方的银行和保险。鸦片战争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后世称之为“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描述过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商人借贷便利的情形，感慨“西方之所以富强，银行功不可没”。洋务运动时期，对世界有所了解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分析得更具体，他说中国钱庄票号只做短期拆借，不能像西方银行那样吸收存款、发放长期贷款，如果中国能设立银行，集民间资本支持实业，何愁不富？他还介绍了西方保险业务的种类划分，是中国较早系统谈论保险制度的人。

郑观应说得很直白：“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他对汇丰银行有华商股份却不与华商往来的歧视态度深感不满，痛斥这是“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以资，而西商受其益”。

另一维新人士陈炽在《创开银行说》中更是一口气列出银行有“六便”，最后一便说的是国家有大工程急需筹款时，“可由银行为之筹借国债，借票一出，购者纷来”。他打了个比方：“通商而不设银行，是犹涉水而无梁，乘马而无辔。”这些早期的观察，为后来的金融改革埋下了种子。

1888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康有为缩着脖子，在灯下写完《钱币疏》的最后一笔。他代御史屠仁守起草这份奏折，痛陈当时币制的弊端：市面上洋钱横行，上面印着外国年号，中国的货币主权何在？洋钱掺了铜铅两成，成色不足，却能当足银使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更糟的是，中国的纹银形态笨重，交易时要称重验色，远不如洋钱方便。他提出方案：尽销旧锭，改铸新钱，分一两、五钱、一钱、五分等几种，面铸“大清宝藏”，自铸银圆对抗外国银圆。后来他又提出实行金本位制，建议在纽约、旧金山、悉尼、檀香山等地设大清交通银行，向华侨吸收黄金，收兑国内民间藏金。但康有为真正有系统的金融思想，体现在他后来写的《理财救国论》里。他开头就掷地有声：“理财之道无他，善用银行而已。善用银行者，无而能为有，虚而能为盈，约而能为泰……苟得其道而善用之，一年而规模立，三年而成效著，五年而国计民生裕，十年而富力无敌于天下矣。”在他看来，光有一种银行不够，得有六种：国家银行，就是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母，为银行之银行，操纵一国金融之权”；国民银行，就是商业银行；组合银行，就是地方联合银行，分省、县、乡三级；正金银行，专门做国际汇兑；宅地抵当银行，分劝业银行和兴业银行，拿不动产做抵押放贷；还有特权银行，专门开发边疆。这套设计虽然在当时没能实现，但层次分明、功能齐全，已经很有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了。康有为对中央银行的设想尤其具体。他说，国家银行设立后要做四件事：一是借外债充实准备金，“长袖善舞，母财益丰”；二是发行纸币和公债，以纸币代替实金流通，“其利有五”——携带方便、免磨损、省金银、流通便利、可随时增发应对急需；三是铸行金币，统一币制；四是大力搜购金银以增加现款准备。他主张国家银行股本额定为一万万两，“以大昭信用”。不动产抵押银行是他特别看重的一环。他感叹：中国土地那么大，房子那么多，却没有一家土地抵押银行，老百姓“虽富有田宅，而除鬻卖外，得金无术”，想做工商也好，想整耕稼也好，只能“仰屋自嗟”。他提出每省设劝业银行，每县设兴业银行，以不动产做抵押，广泛融通资金，“以业生业，以富生富”。更令人意外的是，康有为还是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开设股票交易所的人之一。他说：“实业出于资本，资本有实有虚，各国股票日日出售，商店人家可借抵押，银行可以为保证准备，于是纸币可以多出，盖与公债同一妙用焉，皆以为增资本之法。”股票流通可以“化一为万”——纽约一个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就相当于中国的360倍。有人可能会说股票买卖有投机，康有为的回答很实在：“两害相形取其轻，两利相形取其重”，政府可以对投机做一些限制，但不能因噎废食。他提出，在各通商大市开设股票交易所，逐步推行到内地，各公司商店注册后“制为股票以出售，各报推发之；则股票流通，商店可以抵押，银行可以为保证准备，纸币可为多出，而后资本可计日大增也”。这套思路把银行、证券、纸币发行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套以银行为枢纽、以证券为杠杆的资本增殖方案。

二十四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金融本质的直观认识（二）

梁启超说：银行怎么建、公债怎么发、保险有何用梁启超对金融的贡献不止于引入“金融”这个概念。他是近代中国最早系统论述银行制度和公债理论的人，而且他第一次把保险公司也放进了金融体系的大框架里来讨论。

关于银行，梁启超有一个很精辟的定位——“国民经济之总枢纽”。他说发展银行有两个目标：一是让银行在全国普及，二是让人民真正享受到银行的便利。他算了一笔账：银行如果获准发行100万元钞币，就等于有了100万元不用付利息的存款，“苟善于经营，则利用此‘存款’，常可以得一分二厘之利，是每年可赢十二万元也”。但问题来了：发钞权该集中还是分散？梁启超考察了世界各国的做法，发现有两种制度：一种叫“单一银行发行制”，就是中央银行一家独揽发钞权，像英、法、德、日；另一种叫“多数银行发行制”，就是符合条件的银行都能发钞，像美国。他觉得两种对中国都不完全适用——搞中央银行制，市场里缺乏私立银行，光靠一家照顾不过来，而且中央银行直接放款给商人风险极大，前清的大清银行就吃过这个亏；搞国民银行制，又太分散，难以统御全局。

梁启超给出的办法是折中：“以纯粹单一制为最后之目的，而以兼采多数制为过渡之手段。”也就是先允许多家银行发钞，等条件成熟再集中到中央银行。他还亲手拟定了一个银行章程草案：银行资本不少于5万元，发行纸币须以公债券为保证，准备金不少于发行额的十分之二，纸币由度支部统一制造发给。他说这个章程一颁布，“不及数月，而国中必有极大之数银行出焉”——山西票号会联合起来组建大银行，各地的银号钱庄也会变成正规银行。

公债是梁启超金融思想的另一大支柱。他说公债和税收说到底都要取之于民，但公债有个好处：可以把今天的负担分一部分给后来人，因为“许多建设事业的利益为以后的国民共享”。不过公债要发得好，得有五个条件：“一曰政府财政上之信用孚于民。二曰公债行政纤悉周备。三曰广开公债利用之途。四曰有流通公债之机关（按：包括交易所）。五曰多数人民有应募之资力。”第四条里那个“流通公债之机关”，他专门注明就是“懋迁公司”，也就是交易所——这说明他已经清楚地看到，没有证券市场，公债就活不起来。最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讨论谁会买公债的时候，头一次把保险公司放进了中国金融分析的视野。他说资本家手里有一笔“游资”，就是扣掉生产费用和日常消费后剩下的那部分，“或者自己保藏，或者存放在银行或保险公司，构成流动资本也就是游资，才是公债应募力产生的来源”。这话虽然简短，但把保险公司在金融体系中吸收闲散资金、充当长期投资来源的功能说出来了。梁启超还列举了公债最适宜的四种用途：保证金的代用品、借贷的抵押品、公积金、安放游资。他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各国的中央银行常以收放公债为操纵金融之一妙法。我国若银行业发达之后，此种现象，亦当常有。”你看，银行、公债、证券市场，三者的联动关系被他一句话点透了。在币制方面，梁启超主张先搞“虚金本位制”过渡，称赞这是“银本位国自卫之妙策”。他的思路是先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确定与金本位国w的外汇比价，国内流通仍用银币，等将来有机会了再过渡到完全的金本位制。关于外债，他——既要利用外资，又要维护金融提主权。

1896年，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开始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文版叫《原富》。他在译稿上密密麻麻写满按语——310条，6万多字，有时候为了一个术语的翻译反复推敲。“‘capital’这个词，有人译为‘资本’，但我觉得‘母财’更贴切，体现其能生利的特性。银行这个词，有人用‘版克’，但现在都叫银行，我也只好随俗了。”

翻译过程中，严复关注中国的货币问题，在按语中写道：“现在中国货币混乱，各省自铸铜元，成色不一，物价飞涨。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统一币制，由国家掌握货币发行权。”

1901年《原富》出版，严复在序中说：“经济学关乎中国之贫富，种族之盛衰。我翻译此书，不是为了炫耀学问，而是希望国人了解西方富强的根源。”这本书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窗口。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后，孙中山在总统府召见金融专家，拿出一份《钱币革命论》前手稿，激动地说：“现在市面上金银不足，无法满足经济需求。我主张发行纸币，把金银贬为普通货物。”有人质疑纸币没有价值基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孙中山解释：“纸币的价值在于国家信用。我们可以根据赋税收入和兑换金银的数量来控制发行量，收回的纸币及时销毁。”他还主张银行国有化后，银行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必须由国家经营，为实业和民生服务。”

对此，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却并不答应。1913年，他在上海发表《制币》一文，反对孙中山的纸币主张。他认为货币必须有内在价值，“金银天然是货币”，如果发行没有价值基础的纸币，统治者必然滥发，最终损害百姓利益。他举例说宋代交子、明代宝钞，开始都有准备金，后来官府滥发，变成废纸，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章太炎的观点虽然保守，但却提醒人们注意货币的价值

清末弃官经商的状元张謇的金融思想来自他创办实业的切身体会。1899年南通大生纱厂开工现原料采购、设备更新都需要钱，钱庄贷款期限短、利息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1911年他在大生纱厂设立储蓄账房，办理职工存款，发行“支单”。1919年他创办淮海实业银行，在开业典礼上说：“银行是实业的母亲。没有银行，实业就像无源之水。”淮海实业银行资本定额五百万元，随后在上海、苏州、扬州、镇江等地设分行。张謇制定了严格的信用制度，要求借贷者必须有担保、按时还款，他说：“信用是银行的生命，也是商人的品格。”与外国资本合作时他坚持原则：外资比例不能超过50%，否则控制权就会被洋人夺走。

后，他发现原料采购、设备更新都需要钱，钱庄贷款期限短、利息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1911年他在大生纱厂设立储蓄账房，办理职工存款，发行“支单”。1919年他创办淮海实业银行，在开业典礼上说：“银行是实业的母亲。没有银行，实业就像无源之水。”淮海实业银行资本定额五百万元，随后在上海、苏州、扬州、镇江等地设分行。张謇制定了严格的信用制度，要求借贷者必须有担保、按时还款，他说：“信用是银行的生命，也是商人的品格。”与外国资本合作时他坚持原则：外资比例不能超过50%，否则控制权就会被洋人夺走。

后，他发现原料采购、设备更新都需要钱，钱庄贷款期限短、利息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1911年他在大生纱厂设立储蓄账房，办理职工存款，发行“支单”。1919年他创办淮海实业银行，在开业典礼上说：“银行是实业的母亲。没有银行，实业就像无源之水。”淮海实业银行资本定额五百万元，随后在上海、苏州、扬州、镇江等地设分行。张謇制定了严格的信用制度，要求借贷者必须有担保、按时还款，他说：“信用是银行的生命，也是商人的品格。”与外国资本合作时他坚持原则：外资比例不能超过50%，否则控制权就会被洋人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