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中国近代金融体系

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推动了国际贸易迅速扩大，为之服务的西方金融资本也溜进中国，并对中国传统金融体系来了个暴击，进而逐渐改变了中国传统金融业的性质，诞生了中国近代金融资本体系。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闪亮登场，1860年英国资本汇丰银行在上海横空出世。

随着资本主义变身垄断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挖矿、修铁路，通过疯狂扩张外资在华银行，进行资本输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中国民族主义觉醒。在20世纪前后掀起了通过创办实业，实业救国的热潮。

在外资在华银行的示范之下，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自办银行的开始。1908年，随着代理国库的大清户部银行建立，在晚清时期形成了外资银行、官办银行及民族资本银行三足鼎立的格局。1908年清政府颁行《银行通行则例》，确立了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制度。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由被动对外开放转向主动对外开放，由被西方武力胁迫开设通商口岸，开始转向自己主动对外开设商埠的政策。中国传统金融业也开始朝着近代方向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为数众多的民营中小银行和通过对地方官钱局加以改造之后的地方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且开始从事存款及内外汇兑、信托业务，发行纸币，控制税收，以贷款方式维持实业，促进了商埠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

银行的兴起，使传统的钱庄票号瑟瑟发抖。一些旧式金融机构为了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改变经营方向和运作模式，出现了明显的朝着近代银行转型的倾向。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实业欠发达，加之传统的商事习惯又总是将中国商人与旧式票号、钱庄绑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中国近代金融业中银行与票号、钱庄共舞的局面。由于自开商埠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不低于全国城镇的平均水平，因此，对中国金融业所发生近代转型的程度尚不宜估计过高。

中国近代金融在民国时期继续高歌猛进，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及传统钱庄票号等多元业态。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构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金融体系。

中国近代金融的特点可概述如下：

体系演进与多元构成。鸦片战争后，国际贸易中的银钱汇兑，以关税作为担保的战争赔款与对外借款的料理，使英商丽如、汇丰等外资银行率先进入中国，掌控关税保管权与国际贸易中的汇兑。为应对财政需求及外资竞争，清政府批准设立中国通商银行，随后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相继成立，初步建立了官办与官商合办的银行体系。

民国时期，民族资本银行迅速崛起，形成了“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等知名银行集团。

随着证券交易的发展，内国公债的发行与买卖，在上海出现了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以及民族保险业的发展，使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保险业也通过同业公会维护市场利益并参与社会救济。

与此同时，传统机构并存：钱庄和票号在现代银行体系不完善时，仍在内地及特定行业发挥汇兑和放款作用，部分弥补了现代金融的不足。

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农民协会银行等机构，探索服务工农大众的革命金融体系，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金融建设奠定基础。

近代金融业在空间分布上则呈现出了显著的非均衡性。外资银行、华商银行总行超过一半集中于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九大都市，其中仅上海一地的总行数就曾占全国的30%以上。

中国近代金融机构布局与工业、电力及人口分布高度重合，基本与胡焕庸线（瑷珲-腾冲线）重叠，东南部拥有绝大多数金融资源，西北地区现代金融业基本未起步。外商银行更是集中于沿海沿江少数通商口岸，如上海、香港、天津；钱庄分布相对均衡，在浙江、广东及内地省市数量较多，服务于地方经济。

中国近代金融企业积极投资棉纺织、面粉等民族工业，履行扶助实业、慈善救济及金融教育等社会责任，如设立奖学金、创办金融刊物。金融业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演变。

外国列强通过银行操控外汇、利率及货币发行，形成对农村和城市的剥削网，如美国白银政策导致中国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危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通过接收并注资改造和重建北洋时期的国家金融资本，壮大了它的实力；通过建立中央银行，垄断纸币的发行权等，使之成为了主导中国近代金融业；通过向实体经济的渗透，主导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现代部分。但却在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战后发动国共内战期间，为弥补财政赤字滥发纸币，导致法币和金圆券恶性通胀，严重掠夺民众财富，金融体系最终陷入崩溃。

二十二 外资在华银行的金融活动

1840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 外国金融势力在西方国家对华开展各项活动的过程中，它是服务于本国对华贸易，继而直接在中国开设银行。如英国东方银行（来华后中文名称为丽如银行）。

19世纪60年代，维以上海为代表的《五口通商》后，中国又相继被迫对西方各国开放了上海以北，长江由东向西至汉口的通商口库，外国金融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865年，总行设在香港的英国汇丰银行成立后，又相继在上海、汉口、广州等10余座城市开设分支机构。德、法、俄、日等国的金融集团也加快了在中国建立经济活动据点的步伐。德国的德意志、德华，法国的法兰西、东方汇理，日本的横滨正金和俄国的华俄道胜等银行，相继进入中国。从1845年至1894年的半个世纪中，先后有20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总行或分行及代理处。到甲午战争前夕，除歇业、倒闭者外，在华外资银行计存9家，在各地的总、支行及代理处共58处，初步形成了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经济活动的金融网。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逐渐走向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为了寻求超额垄断利润，由商品输出转向了资本输出。1895年甲午战后，西方国家 获得了在中国投资办厂，开矿山，修铁路的权利，外资在华银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更加积极地在中国增设总行和分行。其中以日本金融势力的扩张最为突出。1902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也开设了分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中外“合办”银行，如中日“合办”的正隆银行、中德日“合办”的北洋保商银行等。

在长期的扩张和争夺过程中，一些大的外国银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到辛亥革命前后，全国主要金融势力范围已被西方各国瓜分完毕，并渗透到各通商口岸和大多数地区。西方在华金融网形成和扩大过程，就是中国金融市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进程。

甲午战争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外资在华银行除支持各国对华贸易之外，还极力推行资本输出。清政府洋务运动中既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同时又因战争赔款而背上巨大包袱，陷入困境，在华外资银行通过给予大量借款，从而控制中国的海关和财政金融。北洋政府时期，一些在华外资银行互相合作，组成银行团对中国政府共同贷款，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为关税和盐税收入作为担保。

自1870年起，外资在华银行先后在华发行钞票的有20家。据1921年资料，外资银行在华发行钞票的总数为中国银行钞票发行量的2.2倍。1937年至1947年间，美、日在华经济的势力迅速扩大，形成英、日、美三国争夺和控制中国金融的局面。这些外资银行在华的业务除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外，还经营很多只有主权国家的国家银行才可经营的业务项目，如发行钞票、经理外债、代理国库等，甚至业务还超出银行业范围，代理关税、盐税等，操纵金融市场，成为西方列强资本输出的有力工具。其间，外资银行依靠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持，通过对政府的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等经济命脉。同时，外资银行还通过发行货币控制中国，获取利益。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靠该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程度，并不是靠正常的市场竞争手段。外资银行控制了外汇交易，中国企业要想从国外购买设备，必须通过外资银行。在这一过程中，外资银行不仅可以获取丰厚利润，也可以借此控制中国的产业发展。

‌汇丰等外资银行通过为清政府提供高息贷款，并以关税和盐税作为还款担保，从而取得了对这两项国家核心税收的保管、汇兑与支配权‌。

这一过程始于19世纪中后期，随着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财政濒临崩溃，不得不向外国银行举借外债。外资银行，尤其是英国的汇丰银行，凭借其国际资本网络和政治特权，成为主要的贷款方。作为贷款条件，列强强迫清政府将‌关税‌和‌盐税‌的征收收入存入指定的外资银行，并由其直接管理，以确保债务偿还。具体表现为：

‌关税控制‌：自19世纪50年代起，外籍税务司制度建立，海关税收的征收权已由外国人掌控。到了20世纪初，关税税款的存放与管理权也转移至外资银行。例如，1912年后，中国海关的税款被存入汇丰、德华、华俄道胜等银行。汇丰银行因此成为关税的“总枢纽”，掌握了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流。

‌盐税抵押‌：盐税是清政府另一项重要财源。在“善后大借款”（1913年）等重大外债中，列强明确要求以盐税作为担保。由汇丰银行牵头，联合多家外资银行组成银行团，控制了盐税的征收、存储和汇兑全过程，清政府动用盐税款项需经其批准。

‌金融与政治双重垄断‌：控制了关税和盐税，意味着外资银行扼住了清政府和后来的北洋政府的财政命脉。它们不仅垄断了国际汇兑市场（上海的汇率长期以汇丰牌价为准），还利用此权力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例如在军阀混战时期，谁获得汇丰的贷款，谁就能获得军费支持。

在上海发展成为中国近代金融中心的历史进程中，外资银行起到了中资银行和传统的钱庄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外资银行进入上海的时间非常早，几乎比近代意义上的中资银行早了半个世纪，并且对后者的产生也存在巨因大的影响。在当时，上海堪称全世界最为自由的城市。存在多个国家的租界，有着相当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外国人享有相当大的特权，甚至在进入上海时不需要签证。上述各家外资银行利用上海的有利环境，迅速扩大经营活动，对上海成为金融中心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些银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际知名的大银行。它们的股东和客户中，有很多在世界经济中是举足轻重的大财团或大公司。银行的决策，也会对这些企业产生影响，因此带动了大量资金流入上海。外资银行成为上海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渠道。据粗略统计，从1914年到1936年，各国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42.8亿元，其中约有1/3投资在上海，在这些巨额资金中，有80%是由外资银行牵头引进的。这些巨额资金，不仅投资于外资企业，还投资于从事国际进出口贸易的洋行达到1000余家，其中70%～80%是外资企业，它们对外汇交易的需求十分巨大，而外资银行几乎全部包办了大宗外汇交易。当时上海的外汇市场汇率由汇丰银行挂牌发布，鉴于上海的经济地位，上海的汇率实际上就是全国的汇率。

外资银行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且它们在创办之初由纯营利性逐渐兼有政治性，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外国政府对华代言人。如1870年时，麦加利银行借口治外法权，擅自发行纸币。由于其信誉度高，甚至能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这种现象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并且对中国的币制改革造成了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