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章乃器：征信所、票据贴现和民族资本市场

在中国近代讨论金融问题的思想家中，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是在海外写蓝图；作为学者的梁启超是在书斋里做设计；章乃器则是真刀真枪在上海金融中心干过的人。他1932年参与筹建了中国征信所，又在银行、证券、信用制度方面提出了大量有操作性的主张。他对银行、证券的认识，代表了近代中国金融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乃器分析说，票据贴现的好处在于：贴现取得的票据可以用“再贴现”的方法从别的银行取得资金补充——票据本身就是能流通的，和不能流通的账面债权完全不同。而且票据贴现用的往往是汇票，除了贴现人以外，至少还有承兑人可以负责，“更可以比较的放心”。这样就能减少恐慌。

他还提出信用统制的三种办法：一是金融业对抵押品定一个限制，“使不需要的洋货不能得到抵押通融”；二是银行在借款合同里加入“借款人进货须商得银行同意”的条文；三是对某些营业“绝对不与通融”。这些做法把银行信用管理和保护民族经济绑在了一起。证券市场：一个只有国债的市场算什么资本市场？

章乃器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批评，一针见血。他说：“我们虽然有了一个市场，然而这个金融市场所买卖的，只有国债。股票的买卖，只有在信交风潮时开了许多虚伪的而且凌空的股票行市，以后差不多就不大容易看见了。公司债事实上更是没有上过市场。一个没有股票和公司债的买卖的市场，不能算是资本市场。因为只有股票和公司债的投资才能把金钱输到生产资本上去。”

他以欧美做对比：“我们倘使把欧美的证券市场来分析一下，就会见到他们所做的买卖，主要的算是股票和公司债，国债的买卖反而比较的很几微。这样的一个证券市场，才配算为资本市场。在上海倒是洋商经营的众业公所，专门在那里做在华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公司债的买卖。这也可见中国目下的生产事业，大权还在外国人的手里；也可以说外国人会想办法把中国人的金钱输到他们的产业上去，而中国人不曾注意到把国人的金钱输到他们的产业上。”最让他愤怒的是，中国人还在帮外国资本输血。1933年底统计，上海众业公所里150多种外国工商股票和公司债，购买者中国人占了69%。章乃器说：“购买产业远在南洋群岛的橡皮种植公司的股票，是资本的飞走；而购买外人在华工商业的股票，更是资助外国资本向中国作经济侵略——表面上资本并没有飞走，而实际上较资本的飞走影响更为严重。”承受业务：今天的投行在当时叫什么章乃器最超前的贡献是提出了“承受业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证券承销。他说建设资本市场，信托业的责任比银行业还重。怎么做呢？股票和公司债发行时，先由金融机构“承受”下来，就是先买断，再通过证券市场逐步卖给社会公众。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从产业方面讲，给股票和公司债的发行开了一条康庄大道；从社会方面讲，“指导人民的投资是金融界的责任”。章乃器设想得很细：承受之前要审查发行公司的事业前途、组织设备、营业情况、董事和高级职员是否有作为；承受以后要派人管理被承受公司的账目和财产，派人参加董事会。“倘使我们有组织严密的承受机关，就不至有过去的橡皮股票风潮和信交风潮。金融业对于股票和公司债的承受，自然要经过严密的审查。所以，不可靠的股票和公司债，自然就不会有人承受……金融业的承受和不承受，无形中就给一般人以一个指针。”最后他总结了一句话，掷地有声：“金融业在这个时候，倘使能够放大眼光，大规模地举办承受业务，建设起来一个有力量的资本市场，供给生产事业以需要的资金，那才真算是把握着发展产业的枢纽。”值得注意的是，章乃器说的“金融业”包括信托业和银行业，不包括传统钱庄——他对新旧金融机构的功能界限看得很清楚。币制独立：不能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1935年法币改革后，章乃器对法币与外汇挂钩的条款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币制改革法案中由国家银行无限制买卖外币的这一条文，我们却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因为这个条文的存在，中国的货币改革便完全失去战时经济的作用”。当时有些经济学家主张“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章乃器毫不客气地批评这种论调的买办性质。他从战争准备和货币独立权的高度，捍卫了民族金融主权。

从康有为到章乃器：一条越走越深的路把这几位放在一起看，能看到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面对银行，康有为画了一张大蓝图——六种银行，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际，一应俱全。

梁启超接过来做制度分析，研究了发钞权集中好还是分散好，想出了一个从国民银行过渡到中央银行的折中方案，还亲手拟了章程。

章乃器则从征信所、票据贴现这些具体的基础设施入手，把银行怎么运转这件事想得最透。

从康有为到梁启超再到章乃器，对银行的认识从宏观架构走到了微观机制，从纸上蓝图走到了制度实践。

面对证券，三人的认识也在层层递进。康有为最早主张开股票交易所，看到了股票流通“化一为万”的威力，但他的理解还是感性的。梁启超把交易所放进公债理论的框架里，说“有流通公债之机关”包括交易所，看到了证券市场对公债流通的必要性。到了章乃器，他不仅区分了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而且从民族经济的高度批判了中国证券市场只炒国债的畸形结构，还提出了以“承受业务”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建设方案——这不就是今天投资银行做的事情吗？

面对保险，近代思想家的讨论相对较少。郑观应最早介绍了西方保险业务的分类，主张分类举办。梁启超在论述公债时提到保险公司和银行一起构成游资的聚集场所。康有为和章乃器则几乎没有专门讨论过保险。

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金融思想的一个特点：银行和证券最受关注，保险还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金融领域。面对投机，康有为的态度是“两害相形取其轻，两利相形取其重”，不因噎废食。章乃器更进了一步，他设计的承受业务本身就是防范投机的制度——金融机构的严格审查就是一道天然过器，“不可靠的股票和公司债，自然就不会有人承受”。十、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近代思想家的金融思想不是空谈。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1908年，清政府颁行《银行通行则例》，确立了银行监管制度；1912年，中国银行成立，成为国家银行。到今天，这些思想仍有启示。张謇说“银行是实业之母”，章乃器说“把握着发展产业的枢纽”——金融要扎根实业，不能脱实向虚，这话放到现在也不过时。章乃器对中国人买外国股票的批判——“表面上资本并没有飞走，而实际上较资本的飞走影响更为严重”——对于今天思考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关系仍有警示。他提出的征信制度、承做业务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思想，与当代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信用体系的改革方向高度契合。梁启超说公债要以“生计主义”为准则——“以最小之劳费，得最大之效果”，以及对外债要用之于生产、考虑偿还能力——这些原则至今有效。康有为对股票投机的看法——不应因噎废食但须加以规范——与当代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思考一脉相承。

二十六 ‌中国近代民营资本银行‌(之一)

‌中国近代民营资本银行‌就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慢慢搞起来的，主要是由私人掏钱办的金融机构。它们在外资银行和官僚资本的夹缝里艰难成长，成了中国金融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一 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可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也是在上海最早开张的华资银行。它在‌1897年5月27日‌由‌盛宣怀‌跟清廷申请获批后在上海开张，总共资本是白银500万两，一开始实收了250万两，还跟清政府借了100万两库银，后来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把官款还清，变成了纯商股银行。它的管理方式学的是英商汇丰银行，章程里写明“用人办事，全按汇丰来”，还请了英国人美德伦当洋大班（经理），加上上海钱业大佬陈笙郊当华大班一起管。

那时候它是唯一能发银元和银两两种钞票的华资银行。

‌在创始股东‌里，宁波的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这些大佬是大股东，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是主要投资方。虽说叫“商办”，其实背后有官商背景，盛宣怀说了算，被清臣张之洞评价为“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1935年‌闹过挤兑危机，后来杜月笙接手改组成了官商合办银行。

‌抗战期间‌，总行搬到了重庆，战后又回了上海。

二 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是1915年在北京成立的，由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张镇芳‌创办，本来是专门收盐税、搞盐务的“官商合办”银行，后来官方撤资，就搬到了天津，1916年彻底变成纯商办的普通商业银行。

这家银行在民国时期是北方最牛的华资银行之一，金融影响力覆盖整个长江以北。吴鼎昌当总经理后（1917年起）实力蹭蹭涨，存款量稳居行业前列，还多次增资，到1920年资本就冲到2000万，成了北洋政府时期顶级的商业银行之一。它不光金融玩得溜，还积极搞实业投资，比如给北京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陇海铁路这些公用事业砸了不少钱贷款，挺符合它“稳慎”的投资理念。另外，它还推动了“北四行”联手合作，搞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四行储蓄会这些机构，还一起投资建了上海国际饭店（四行大厦）。

三 金城银行

1917年，中国近代有名的金融家周作民在天津搞了个金城银行，是中国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和经济史上地位杠杠的。

金城银行“叫金城，就是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的意思”。这家银行把总行设在天津，后来在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地方开了分行。

在中国工业化刚开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一直坚持支持工商业、投资实业、实业救国的路子，大力扶持化学工业、船舶制造、矿业、纺织业、铁路建设和交通业这些产业，在抵制列强垄断、为国家争利方面出了不少力，对中国近现代工业化进程推动很大。

四 中南银行

中南银行‌是1921年由印尼华侨‌黄奕住‌拉着金融家胡笔江、史量才等人在上海办的私营侨资银行。取名“中南”，意思就是“‌中国和南洋互相联络‌”，主要服务华侨汇款、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靠着雄厚的侨资背景，中南银行很快崛起了，和盐业、金城、大陆银行并称“‌北四行‌”，在全国金融界地位不一般。它的亮点是发钞票‌：中南银行拿到了北洋政府的特许发钞权，是少数能发钞票的私营银行。它1927年发的“‌五女图‌”钞票，融合了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女性形象，象征“五族共和”，设计得超漂亮，现在收藏市场上还是很抢手的热门货。

‌为了躲开发钞风险，总经理胡笔江推动和盐业、金城、大陆银行一起搞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和“‌四行准备库‌”，实行“十足准备”发钞制度，这在商业银行史上可是头一遭。

‌除了上海总行，中南银行还在天津、北京、南京、厦门、重庆、香港这些地方开了分行，建了个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

五 大陆银行

‌大陆银行‌是由著名金融家‌谈荔孙‌于‌1919年4月1日‌在天津创办的，取名“大陆”就是“发展于东亚大陆”的意思，一开始实收资本100万元，总行设在天津法租界，总管理处放在北京。创办人里还有北洋政府代总理冯国璋这些政商大佬，民族资本背景挺强。

大陆银行喜欢跟实体经济结合，重点支持化′资100万元，盐业、金城各出50万元。联营的范围，就是不搞乱各自的生意，也就是“营业既各不牵涉，合作也不受束缚”。联营一开始只搞联合放款，后来才慢慢加项目。比如1923年3月，成立“四行准备库”，发的钞票在老百姓里口碑很好。1923年在联合营业事务所下，搞了四行储蓄会，四行仓库。1931年设四行企业部和调查部。主要干的是生产事业或社会事业的抵押和直接经营，钱除了四行储蓄会筹，随时由四行供应。1936年又设了四行信托部。

1931年四行联手砸大钱在上海盖了当时国内最高的楼——国际饭店，这楼24层，被称为“远东第一楼”，这个名头保持了30年。

北四行联手经营，在某种程度上把华北的金融业务给控制了。资金运用上，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喜欢买公债和外币债券；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对房地产情有独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觉得投资工商业是“天职”，明确说过：银行和工商业关系铁得很，工商业发达了，银行才能发达。金城银行投资民族工业的做法，明显反映了近代银行资本渗透、控制产业资本的趋势，它在扶持近代民族工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后来被大家肯定和推崇。

北四行的经营业务最初由盐业银行的吴鼎昌主持业务，后因吴鼎昌任职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遂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主持。

自1923年6月成立四行储蓄会，进行联合放款，截至1936年，吸收储金总额在9000余万元，为当时中国储蓄量最大的金融机构。它的联营事务所开辟了国内银行之间合作的先河，成为当时效益极佳、影响颇大的一项创举。1930年代以后，以“北四行”为代表的华资金融业总行选址的变化，直接促成和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它的联合经营，在中国金融史上反映了近代商业银行初步呈现资本主义银行业的联合和集中倾向。作为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代表，它也曾经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早期工业化和民族工业的发展。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北四行“纸币发行权被取消，四行准备库宣告结束。

京津陷落时，北四行南迁上海，嗣后抗战全面爆发，北四行没有西迁陪都重庆，而是坚持在上海租界开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四行仓库”经大规模修补后，继续被作为仓库和办公楼使用。

在经历了十余年发展旺盛时期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金融统制，北四行联合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联合银行”最终归于夭折。

1948年，北四行当局经过商议，即以储蓄会和信托部为基础，改组成立“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简称联合银行）。从此北四行联营事业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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