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银钱兑换的民间金融机构一钱庄

明代初年，除发行大明宝钞，开局铸钱之外，是美洲白银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流入并沉淀到了国内，被当做货币使用流通。市场交易中出现了银两、银元、铜钱、纸钞并行流通使用，折算复杂，催生出了钱币兑换的需求。最初，这类货币互换业务是由金银店、当铺兼营，后来逐渐出现了专门经营兑换业务的“钱店”与“钱铺” 。

据彭信威考证，钱铺最早出现在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初始阶段，规模很小，有些甚至是摊子式的钱桌。万历五年(1577)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以市镇中殷实之家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钱，以通交易。钱庄自此正式诞生并得到了全面推广。

到了明朝末年，钱庄不但可以兑换铜钱和金银，而且还积极地开展放款业务。但这还只是同城熟人之间的通融，圈子不大，数目不大，多供消费。吸收存款的业务却因为在中国古代没有产权保护的意识与制度而很难推动。个人的私产，除了最亲信的人，谁愿将它委托给素不相识的店铺？何况古时发财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官员的贪污贿赂，这种钱财多是见不得光的产的，多换作真金白银窖藏深埋于土中。

早期的钱庄多由其他行业兼营。如上海钱庄的鼻祖据传是浙江绍兴人在南市开设的‌煤炭店兼营兑换与放款‌业务 ；宁波钱业鼻祖“方七”原为鞋匠 ；南昌、上海有“钱米店”，南京有“兼做彩票”的钱庄 ，地主将地租收入，商人将商业利润用之于放债，获取高利贷。这种兼营模式反映了钱庄与土地买卖、商业活动紧密相关。

进入清代中期，尤其是‌乾隆年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与国内跨区域贩运贸易市场的形成，需要金融扶持，钱庄业快速发展，业务范围也从单一的兑换或放款、汇兑‌到开始发行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庄票”或“钱票”。由于官钱兑价低于市价，钱铺串通投机者利用价差从中牟利。当政府的公款开始存放在钱店之中，提高了钱庄的声誉，带动了达官贵人或平民百姓的′存款。钱庄作为民间金融的后来竞争者，存款利息高于典当，放款利息低于典当，抢占了典当部分市场。

近代钱庄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尤其是市镇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大致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山西帮”票号著称，南派则以“绍兴帮”为代表，活跃于长江流域 。各地也相继成立了钱业公会，加强行业自律与内部管理。

1840年上海开埠后，钱庄迅速发展成为中外贸易的金融中介。收购生丝茶叶的买办，要借助于钱庄为小商贩提供资金支持，外资在华银行愿意为钱庄提供拆借，钱在客观上充当了外国资本渗透内地的桥梁，具有一定的“买办性” 。但它也乘此机会迅速做大做强，迅速发展成为与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三分天下有其一”，“三足鼎立”之势 。

关于钱庄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可以广为人知的胡雪岩（1823年—1885年）的故事作为参照。

胡雪岩本名叫胡光墉，字雪岩，出生于徽州绩溪，13岁起移居杭州。是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徽商代表人物。

胡雪岩发迹之前为钱庄跑街(讨账之人)，有一次在收回一笔死账时，与此时已家道中落，却因早年捐官正待侯补的旧家子弟王有龄偶然相遇。两人一见如故，互诉衷肠之后，胡雪岩遂自作主张将收回的银子转贷给了王有龄赴京求官，而被钱庄老板开除，流落街头。当王有龄侯补成功握有实权返问杭州之后，以官银预支办业务的方式，资助胡雪岩开设了自己的钱庄，并在王有龄的关照下，事业蒸蒸日上。1861年太平军围攻杭州，时任杭州知府王有龄为坚守城池，派他去上海购粮米军火。返回之时，杭城已破，王有龄也以死殉国。胡雪岩则这批军火、粮米接济了左宗棠的湘军，并为他赏识，成为了左宗棠的粮台(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后来他又帮助左宗棠组织“常捷军”、创办福州船政局、兰州机器织呢局。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时，委托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务，代借外款5次，首开地方政府借洋债的先例，高达1195万两，采供军饷、订购军火，并做情报工作，常将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报告左宗棠。在其事业鼎盛之时，官居二品，赏戴红顶，穿黄马褂。此为中国历代商人中的殊荣。

胡雪岩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以上海为中心，创办私人控股的阜康钱庄，又打破钱庄一城一的庄，不设分号，且只与熟人打交道的旧例，在全国各地设立“阜康”钱庄分号，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吸收存款，调动资金，被时人尊称为“活财神”。在杭州，他创立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制“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药店传承至今，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其遗址现在是中国中医药博物馆。

1883年，为获取出口丝业的定价权，在与西方公司竞争中，他从全国各地钱庄调动了大量资金，用以收购囤积当年国内的新丝。当其陷入僵持状态之时，他的产业则因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而引发周转失灵，被迫贱卖，资产去半，最终被革职查抄家产，郁郁而终。

由此可知，胡雪岩做金融，是因投资官场，权力(如王有龄、左宗棠)寻租而兴盛，也是因官场间的倾轧(左与李鸿章之争，他本人与盛宣怀之争)，而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作金融时总结了一句经验之谈，这就是玩金融如同玩帽子戏法，八个缸子七个盖。玩得滴水不漏才是本事。

20世纪前后，在国内掀起了实业救国的热潮。钱庄在金融扶持方面不遗余。赢得了声誉。

‌ 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取消了银两制度，使钱庄赖以生存的“洋厘”“规元”等兑换业务消失，对其造成重大打击 。此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使钱庄经营举步维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致力于建立新的金融秩序。1949年至1952年，上海的80家钱庄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中56家因投机、管理不善等原因停业。24家经营规范的钱庄（如福源钱庄）选择加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 1952年12月1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存活四百多年的钱庄，作为独立金融机构的历史结束 。

十 经营汇兑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一山西票号

随着清代中叶跨区域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以经营银钱汇兑为主要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一票

号。因它多由山西人创办，故又称“山西票号”。

关于票号的产生，较为可考的说法是起源于日升昌颜料铺。嘉庆年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天津经营颜

料铺，有一种产于四川的“铜绿”须到重庆去采办。天津至重庆，相距近2000公里，现银运送，数目多

时虽可由镖局护送，但有时也难免被劫。雷履泰因此而创办汇兑，商人来川采办之时，付之以汇票，四川

商人到天津采购洋广杂货的时候，凭此汇票，可去他的颜料铺兑付现银，完美地诠释了金融就是“跨越时

空的价值交换”的定义，实现了“一纸汇票，万里银钱不动”的难题，并由此开启了不仅是货币，就是一

张信用凭证即可“汇通天下”的金融时代 。

日昇昌改为票庄，是1831年的事。而票号的发达，则是由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兴，交通阻隔的时代背景促

成的。为了保障粮饷的供应，清政府委托民间金融机构票号代为“收解”‌(收进与解出‌) 赋税丁银，汇兑饷

需。票号也因此开始了与官场的往来。各省官吏将地方税收，甚至自己贪污得来的私蓄，都请票号代为储

存。公私存款则为票号用之于放债取息创造了资金来源。票号的放款业务即可用于为此时正在形成中的国

内市场提供汇兑、信贷与融通，也开展了替一些官吏垫支，供其贿赂上司或自家挥霍；替一些绅商办理捐

官升缺的业务，而成为了官场经纪人，由此在光绪年间达到了全盛。1894年在京票号大约30多家，资本总

额为1070万两。分布于全国21省及新疆、蒙古、日本、东南亚等地的分号多达400多家。其中：北京、天津

、汉口、上海和湖北沙市是票号最多的五个城市，约占总数25%，仅上海一地的票号就有24家。如以省份论，

则以山西、直隶(河北)、江苏、湖北、四川等五省为最多，约占总数62%。

早‌‌期以经营汇兑为主要业务，后期发展了存款和贷款业务。既服务于民间商业，也承担了为清政府汇解京饷、

军饷、赔款等官款的职能，甚至为地方政府垫付公款，发挥类似“代理国库”的作用 。

为保障交易安全，票号发展出了严密的防伪体系：水印与密押‌：汇票纸张常夹印票号名称作为水印（如“日

昇昌記”）；使用汉字密押，用特定诗句的字序代表数字、日期等信息，例如“生客多察达”代表数字1至10。

汇票书写、盖章均有专人负责，形成独特的笔迹和微雕印章，难以仿冒 。

从票号内部的组织看，可以说首创了劳资合营。据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介绍，票号的创设，既有出钱的股

东，称为银股；也有出力的股东，称为身股。招募职员多半是遴选年少略知写算的，起初作为伙计，几年后

经主管人员确认为可以造就，就给他身股。入了身股，不给工资，每年只供给衣物的费用。三年结账一次，

按股分红。由此将所有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了，驱使大家都去尽职尽责努力。伙计在不曾得到身股前不能回

家，稍有过失即予开除，别的票号也不能雇用。而且其职员多半也是来自山西，知根知底，倘若发生作弊情

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让其追究，这也正是他们爱用同乡的原因。

在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生动地反映了票号是如何做官场生意的。

过去读书人进京赴考，携带现银既不安也不便，有了票号之后，往往先把款子交票号汇去，或者向票号借支

旅费，因为赴考者中也有许多寒门子弟。及第以后，除少数人留京做官外，大部分人都是分派到外省做官。

官员爱面子，好应酬；一旦发榜做官，非有巨款不能应付场面。票号也乐于承做这种放款。

第一，本利稳妥可靠，官吏一到任便会有钱，而且新官为了面子关系，很少拖欠。

第二，利息优厚，而且往往先扣。新官上任，对于利息是不大计较的。

第三，同这些官吏发生交情之后，他们所管辖的官款就会存进来。

第四，同官吏有交情商业性能提高本身的地位，不但有种种实际的便利，而且商民也更加信任他们。

票号以汇兑为主业且采取分支连锁制。如果某地有官出缺，它们最先知道，这使它很容易同官吏发生关系。

加上信用上的往来，使官吏倚重票号，以至于互相勾结。更有甚者，一些大的票号竞能攀附达官显贵。如蔚盛长号交结庆亲王，百川通号交好张之洞，协同庆号交好董福祥等。

有些票号经理甚至可以追随官吏，不离其左右。如大德通票号的高经理追随清末重臣赵汝巽。赵调东三省，

他就到东三省去发展业务；赵返回中枢，他也追随到了北京；赵放官川督，他也跟随到了四川，亦步亦趋，

以及大德通票号都成为了赵汝巽的账房。

1897年中国新式银行成立之初，一般官吏仍旧乐意同票号往来。这是因为新式银行要向社会公开财务，而官

员们的钱财多半来路不正。而票号对于往来账目是严守秘密的，即使官吏受到查抄处分时，也决不会将实情

泄露出去。有了这些存款来源，票号就其资金实力来说，在当时就远比钱庄雄厚，还可向钱庄贷出款项。

1904年，清政府创办户部银行，官款改存这家银行。1908年以后，各省官办银钱号兴起，接管了票号所经办

的官款收解存放业务。票号业务大受影响。加之此时火车、轮船已经开通，不但有银行在承做汇兑，邮局和

信局也办理汇兑，这对票号的业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近代外资银行和清政府自办的国家银行（如户部银行）凭借更先进的金融制度和国家信用，对传统票号形成

巨大冲击 。面对时代变革，票号却因循守旧，多次拒绝参与组建国家银行的机会，固守旧有经营模式，最终

被历史淘汰 。

最后给予票号致命一击的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票号给王公贵族官僚们放出的款项，因其失去了权力，

而成了收不回来的烂账，票号的信用体系瞬间崩塌 。与此同时，钱庄则因服务于中国进出口贸易，与洋商

的联系较之于官场紧密一些，受政权更迭的影响要小一些，并有其自身存在的土壤与价值，因而能在近代中

国金融业中，在与外资银行、国内新式商业银行相角逐的三分天下中，始终能保持与之抗衡的鼎足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