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农耕时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措施

“保险”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可追溯自隋唐之际。《隋书.刘元进》传中有“朱崖魏氏，保险三代”之词。这里的“保险”，是指福祉荫庇后代，也有为后代提供生存保障的含义。

在近代，最早将西方保险及其制度引入中国的是魏源。他在1843年刊行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将西方的保险译为“担保”，将保险公司译成“担保会”。此后，“保险”丞渐开始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接受。

就保险的起源来看，在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任何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到晚年都会面对很多不确定性。传统社会没有汽车，也不会有车险，但会有水灾、旱灾、火灾、地震影响人们的生活；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但同样会有生病、防老、住房等问题。那么，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的呢？依靠的是家庭、家族、宗族乃至国家。我们在前面提及到的“养儿防老”，自古以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还是一个保险、信贷的概念，是隐性的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则是文化。

在中华农耕时代，虽无现代社会保障之名，但其理念与社会实践却源远流长。

在先秦文献典籍《周礼》中，提出了“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六项原则，涵盖了从生理到社会层面的保障对象。在《逸周书.文传》中指出：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这个“备”水旱荒的“积聚”，显然就是一种社会保险。在家国一体的先秦时代，战国时魏相李悝首创由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制度，汉宣时大司农耿寿仓再将它推广至全国广建常平仓。即国家在丰年时乘谷贱伤农之时收购粮食，荒年时再以平价售出，建立起了用以稳定粮价的国家粮食储备系统，并延续至今。唐代动员富人捐资在地方设“义仓”，用之于社会慈善事业。由于个体小农家庭势单力薄，抗风险能力弱，北宋时范仲淹私人购买土地，设族田与义庄，用于之救济家族中穷困者，南宋理学家朱熹将理学转化为习俗，提倡以祭祀共同祖先，慎终追远；修家谱，延续血脉，薪火相传；兴建祠堂，维护同宗；制定族规，强化家族、宗族的社会治理功能。再通过设立祭田、祠田、族田、学田等，以家族公产的收入作为处理家族、宗族内部事务的经费来源；设立社仓，为其成员提供互助与借贷；并对仓储管理、积谷规模、运营方式有详细地规定。这不仅形成了覆盖城乡，较为完备的粮食储备体系，同时也增强了社会保障能力。

除家庭、家族分别承担了社会养老的职责，还辅之以政府养老作为最后的保障。魏晋时期出现了“孤独园”（类似于今日的养老院）和“六疾馆”（医疗救助机构）。唐代设立“悲田院”收养孤贫。北宋徽宗时在全国推行‌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安济坊‌（提供医疗救助）和‌漏泽园‌（安葬无主尸骸），形成“养、葬、医”闭环式救助网络。历代王朝还对七十以上老人有减免差役、物质补助（如赏赐绢米）、存问旌表等政策。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救灾程序（报灾、勘灾、救灾）皆有严格规定，并将社会保障机构的运营情况纳入地方官员考绩。

支撑上述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是儒家倡导的大同社会论，在儒家经典文献《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它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理想社会最为系统的构想，强调资源共有、人人互助、弱势有养；

其次是社会互助论：根植于儒家“仁爱”、墨家“兼爱”及宗族邻里互助传统，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形成家族、乡约、义庄等基层互助网络；再次是仓储后备论：国家设立常平仓、鼓励民间捐资建义仓、倡导以宗族、家族名义创办社仓等方式储备粮食，以丰补歉，应对灾荒，体现出了“备荒安民”的责任意识。

在上述社会保障制度中，贯穿的是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的政治主张，将孝道扩展为社会养老责任的伦理；其中也有来自墨家学派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无差别地关爱弱者，包括孤寡、贫病者。还有来自宗教中的慈悲为怀。佛教提出“慈悲济世”，道教提出“积善成仙”。并将《周礼》中提出的：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六项措施，管仲提出的：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等九项惠民政策，《周礼》中所载：散利、薄征、缓刑、弛力等八项救荒措施；中国自先秦以来的仓储思想等，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强调国家责任、强调社会互助与民生优先的社会保障系统化，制度化。

随着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出现了以镖局为代表的具有商业性质的社会保险 、 钱会与合会，以及面向社会具有原始互助性质的钱会与合会等保险组织，尽管它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它昭示着保险业将突破宗法社会传统的保障体系，走向社会化的未来趋势。

中国东北地区在过去天寒地冻，历来为少数民族居住区。清入关后，将其视之为满州人的龙兴之地，开发较晚。近代东北地区的居民，多是为生计所迫而“闯关东”的山东、河北人。据《黑龙江述略》记载：东三省马贼充斥，商旅往来，多以保镖护行。

脱离了原籍复杂的人情社会束缚，在这里，商人和镖局已是严格意义上的雇主与雇工之间的经济关系，明确了责权利的契约关系，仅限于防止被盗抢劫，而对其他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并不负予责任。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国特有原始保险形式，代表着的是未来中国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在东北地区经营船舶运输的多为水上居民，一旦遭遇匪盗抢劫或水险，往往会倾家荡产。故由同乡船户组织船会以为互助，根据规则，各种帆船，小艇均需缴纳会费，由船会储存生利，在船只遇难时以公费救济，这也具有了一些现代保险的属性。

在西方现代保险传入之前，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人寿保险也已经在中国出现。如在福州创立的父母轩，商号将伙计每月工薪的一小部分存入行业的公积金。入轩者若遭遇死亡疾病等情事，则从行业的公积金里提出一部分作为其父母家庭的规定救济费。由闽西永定县林氏宗族创立的孝子会，凡乡里农作收入可靠的成年人，皆可入会。会员有亲长故世，可按规定挨户收取米钱，用于可丧葬。

十二 贷本经商、合伙制、契约股份制一一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的融资方式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人类早期的商业活动。史载：商部落第七任首领王亥驯服野牛，率族人驾

驶牛车运输布帛、黍粟等物资，开展跨部落交易，促使“商人”成为职业代称，“商品”指代交换物。

先秦时代，工商食官(西周时官府垄断工商业，手工业者和商人由官府统一管理与使用，衣食由官府供给)。

随着以氏族为单位集体耕作的井田制瓦解，职业商人与手工业者如同小农一样从氏族组织中获得解放，成为

独立的职业手工业者或商人，通过合伙、集资方式，一度崛起，甚至可“富埒王侯”，与之分庭抗礼。

职业商人的活动虽有助于市场繁荣，但危及到了集权专制王朝的统治根基。到汉武帝时，以军费需要为借口，

通过算缗(扩大对商人的征税面，加强征收力度)、告缗(对纳税时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检举揭发，并

以其被罚没的全部财产中的一半作为奖励)。民间商人受此沉重打击，动摇了根基，伤了元气，自此以后一蹶

不振；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再通过均输平准，由国家垄断了重要物资；创办国营垄断资本，将盐铁改为

官营；堵塞了民间商人的发财之路。自此以后的两千多年间，民间商人多是以小商小贩的业态依附于国家垄断

商业资本、权贵豪强商业资本；只能是不择地区、不顾路途遥远地去寻找商机；贩卖的商品，也只能是细大不

捐，锥刀不弃，不遗锱铢秋毫之利。直到唐宋，尤其是明清时代，随着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各类市场的发育，

才有了通过贷本、合伙、契约股份等融资方式求得发展与壮大的机会。

一 贷本

贷本经商的主体是徽商。他们来自徽州地区(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在古代均属新安

郡，故又称新安商人。

徽商活跃于宋代，全盛则在明清。除将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山林土产外销，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也推动了徽商的发展。江苏沿运河区域皆属他们重点经营范围。他们不但集聚于苏州、扬州、淮安等大城市，也遍及市镇与乡村。

徽商的最初资本多来自家族内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与宗族发挥了融资与信用担保的作用。倘若成功则有衣锦还乡的荣耀；倘若失败，会羞于见族中父老，成为孤魂野鬼。金声在《与徐按院书》中说，许多徽州商人出门做生意，带的货其实也不是自己的，而是从各地大户人家那里借来的。他们需要支付高达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息，但只要货物一到手，就会像对待自己财产一样，精心经营，最终成为一方巨富。

为什么徽商会选择这种方式呢？这是由于农耕时代的徽州，山多田少，大部分人家并不富裕，温饱都成问题。对他们来说，弃农经商既是生存的压力，也是改变命运的契机。但做生意需要本钱，很多人既没有祖上留下的财产，也没有自身的积蓄，只能求助于借贷。例如婺源人李士葆，年轻时在芜湖做佣工，攒不下钱，直到中年才借了本钱开始经商，最终家道兴旺。还有程鸣岐，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借资贩木，才慢慢富裕起来。

贷本经商虽然利息高，但徽商自然也会去选择利那些利润较高，且好行销的行业，如木材、典当、茶叶等，确保生意盈利后能够覆盖高额利息。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他们非常注重信誉，按时还款，甚至提前还款，或以“一诺千金，父债之偿”的行为用以维持和借贷大户的良好关系。以商通儒在部分徽商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这种信誉积累也为他们后续的生意铺平了道路。这在同时代人冯梦龙等人的小说《三言》《两拍》中，多有反映。

二 合伙制

这是晋商崛起的融资方式。

晋商产生于明初，发展在明代中后期。

明王朝建立后，为克服官办机构向边疆驻军运送军需物质的低效率，于洪武三年(1370)实施“开中法”，以盐、茶为中介，召募商人向边疆输纳军粮、马匹等物资换取盐引(贩盐的许可证) 。晋商正是利用了靠近北部九大边镇中的宣府、大同、延绥、太原四镇的地理位置，主导了中国北部边镇的粮食、铁器、贩盐、丝绸、棉布市场和清代全国的茶叶、当铺、账局、茶庄、票号、物流等市场。通过其独特的合伙制面向社会融资，创造了上述如此辉煌的业绩。这种制度又是从早期的贷金制、朋伙制、伙计制，逐步演变为成熟的股份制。

贷金制同样是产生于血缘家族宗族内部的集资。资金所有者将资金贷给商人使用，按约定支付利息。这种形式虽简单直接，但资金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缺乏紧密的利益联系，不利于调动双方的积极性。

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朋伙制应运而生。这是由若干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承担风险。这种方式扩大了融资范围，却依然存在着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不清、管理混乱问题。

明后期伙计制出现并迅速在晋商中推广。这种融资方式是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以讲信义、重承诺为前提，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入清以后，合伙制和伙计制受其经营规模、范围和区域的局限，已远不能适应大规模商业经营和流通的需要。在上述经营方式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股份制。其特点是“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持有者拥有商号的所有权，可以继承和转让。身股以人力入股，是对票号中资历高、贡献大和业务能力强的人员的奖励，不参与出资，但享有分红的权利。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将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商号的整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 契约股份制

在清代后期，一项独特的金融创新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股份制历史的起点。这就是自贡盐业中出现的契约股份制。它通过“井约”，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井盐生产中所需的资本。

自清初“湖广填四川”近百年的移民运动，到19世纪初，四川全域经济已得到恢复和发展，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皆有了积蓄和剩余。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军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阻碍了淮盐由长江航道溯江而上的销售市场，迫使清政府下令在四川自贡开凿盐井，改用“川盐济楚”。

井盐生产较之海盐工序复杂，成本也高得多。从凿井开始到进入生产全过程，都得承担着高风险，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都是既可能带来丰厚利润，也潜伏着血本无归的危机。因此，在这里首创了股份经营、“BOT”招商引资模式。

从现存自贡盐业博物馆的《同盛井约》等契约文书的内容来看，它首先是具有泛地参与性，参与者都可以根据自身况，以土地、人力、资本入股；其次，是具有盈利性，若凿井成功，各方按约定比例分享收益；再次，是具有期限性，投资者可开凿10年。在这纸契约文书中，明确了各方的责权利：地主出土地，投资者出资金，职业经理人从手滴共同承担风险，共享收益。它既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又保障了地主的权益，是一种多赢的制度设计。

这种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产权生态，还使盐业资本跨越了地域与宗族的限制，通过面向更广大的社会“化零为整”的融资模式，汇聚了众多地社会闲散资金，为深井钻探等资本密集型技术突破，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循环机制。以设计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将它称之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