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中国近代民间融资市场

在20世纪现代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还没闪亮登场前，中国民间和官方搞钱的方式那叫一个接地气、拼关系、靠人情，跟当时的小农经济结构简直是绝配！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融资渠道包括：

‌宗族与熟人借贷‌。比如靠血缘、地缘关系，借贷家族、宗族的公共财产，或者通过亲戚、朋友、邻居或熟人搞无息或低息借贷，这可是中国社会最常见、最基础的搞钱方式。陈志武说了，家族、宗族其实就是一个“内部融资市场”‌‌。

‌高利贷‌。当宗族网络罩不住或者急用钱时，有些家庭只能找高利贷者借钱，那利率高得吓人，经常搞出利滚利的债务危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卖儿鬻女”的奴隶制残余，就像《白毛女》里杨白劳被迫要用喜儿去抵债的遭遇一样悲惨‌‌。

‌当铺（典当）‌。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融资形式，老百姓拿动产或不动产当抵押，跟当换短期资金，到期再赎回来，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省事而且比较安全的，故能长期持续地存在下去。随着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民众需要通过货币与随时保持与市场的联系，手头一时缺钱之时，以物抵押获钱最能救急，因此，它在明清时期更是兴旺发达，遍地开花‌‌。

‌合会（义邑、社邑等）‌。这是一种民间互助性的融资组织，在南方地区特别常见，成员定期交钱，经抽签排序后轮流用钱，既存钱又借钱‌‌。但在货币快速贬值的情况下，头首用钱者能占便宜，末尾用钱的人则会因到手的货币已贬值而大亏。

‌国家赈贷与义仓制度‌。政府灾荒时会提供临时性农贷，或者通过常平仓、社仓、义仓这些机构搞粮食借贷，虽然不是商业融资，但在特定时候也能调剂资金‌‌，这类似于今日之绿色金融。

政府财政与政策性融资‌。政府通过发行公债、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提供融资支持。比如明清时期地方政府通过“官银号”给商户放贷，支持特定产业发展。明清之际“湖广填四川”时，政府还会提供盘缠、耕牛、农具、种籽、修房造物的材料，鼓励移民‌‌，并放水养鱼。待垦殖几年，生田变为熟田后，再以赋税徭役的方式还本付息。

‌商铺与钱庄信用‌。商业发达地区，商号之间通过赊销、票据等方式搞短期资金融通；钱庄则为商人提供存款、放款和汇兑服务‌‌。

‌企业内部集资‌。家庭、家族或商帮内部通过众筹，获取启动资金，再以利润留存等方式将积累用于借贷取息或追加投资。

这些传统渠道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两极三元结构”的金融特征：这就是利率不是高得离谱就是低到感人，以及国家、熟人、高利贷这三类融资主体并存的局面‌‌。

随着近代银行体系引入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建立，这些传统方式逐渐被替代，因此，在近代中国民间的融资方式，就分流出了“老派信用融资”和“新潮金融工具融资”两大门派，它们的演变简直就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制度转型的“活历史”。

一、传统信用机制“霸屏”的融资模式

在近现代金融体系还“发育不良”的年代，社会经济活动的融资全靠以血缘、地缘为“硬通货”的传统信用网络撑场。其中，C位出道的就是“私人借贷”和“钱庄融资”。

钱庄作为核心金融机构，通过“庄票”等信用票据进行汇划结算，为商号提供短期资金支持。其融资依赖人际信任，常以宗族、同乡关系为担保。

‌民间信用工具‌则有“卖预货”（蔗农预售甘蔗）、“借高利贷”等方式，成为四川糖业等地方产业的主要融资手段。

‌由山西票号开创异地汇兑先河，为跨区域贸易提供资金流转服务，是早期金融创新的重要尝试。

二、近现代融资方式的初步发展

随着工业化和公司制引入，近代中国逐步探索现代融资渠道：

‌股权融资‌。荣家企业等民族资本通过‌股份制‌（如茂新面粉厂）募集资金，实行“无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依靠家族控股与外部参股结合实现扩张。

‌债券融资‌。启新洋灰公司于1914年发行中国最早的公司债——“兴业债券”，此后民生实业、永利化学等企业也尝试发行公司债，但受限于市场发育不足，流通性差。

‌银行贷款与信贷支持‌。20世纪初，天津、青岛等地新式银行兴起，提供抵押贷款、票据贴现等服务，推动工商业资本化。

‌外资引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尝试通过“出口信用借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引进外资，用于工矿、交通建设，但多被用于财政与军事支出。

三、融资租赁的萌芽

虽未在近代广泛普及，但设备租赁已具雏形。制造商为促销机器，采用分期付款、租购结合的方式，为后来的融资租赁奠定基础。

四、融资方式的地域特征

不同地区因经济结构差异，融资模式呈现分化。天津、上海等通商口岸‌：依托外资银行与本土钱庄并存的金融生态，形成多元融资格局。‌四川等内陆地区‌：仍以传统农业社会融资渠道为主，如糖业依赖“预货”与高利贷，现代化进程缓慢。

综上，近代融资方式呈现出‌从人际关系中的血缘信用、地缘信用或熟人之间的信用，向社会化的制度信用过渡‌；从民间自发产生的融资渠道向制度化了的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演进‌的特征，为当代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制度启示。

第三十二 中国近代股权与债券交易市场

债券交易贴现由来久。在13世纪中期，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三个城邦就出现了把未来许多年的税收提前变现的，可以转手交易的公债。股权融资则是企业通过变卖部分“家底”来圈钱的骚操作，股权转让则是股东们之间“你买我卖”的江湖买卖。它的鼻祖可以追溯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诞生，以及1602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开张的证券交易所，堪称金融界的“老祖宗”。

一 股份制与西方证券交易市场

自从人类十六世纪开启“下海淘金”的大航海时代，海外殖民贸易搞得热火朝天，利润高得让人流口水，但垫的钱也多到让人心肝疼。荷兰东印度公司率先整起了股份制，发行了史上第一批能“公开流通”的股票，从此股份公司融资和股权交易就成了时尚。

1773年，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乔纳森咖啡馆”高调亮相，市场逐渐走上正轨。工业革命的浪潮加上美国经济的崛起，181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横空出世，成了全球资本的“中转站”。

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全球经济“大地震”，各国这才开始手忙脚乱地搭建现代监管体系。美国在1933年和1934年连发两招——《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还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给市场立下了“公开、公平、公正”的规矩。

二 中国近代的股份制企业

中国传统社会虽有家族集资的合伙制与民间的契约股份制，但还处于起步阶段，跟近代西方配套成熟的股份制比起来，那发育程度简直是个“小不点”。

具有现代企业性质的股份公司，在中国可追溯至‌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合办民营企业。1872年，为抵御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航运权的“抢地盘”，振兴民族航运业，在李鸿章的倡导和支持下，在上海成立了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并在次年面向社会发行股票，它也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在它之后，又有了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电报局、启新洋灰公司、唐山胥各庄铁路公司等一大批股份制企业在中国“闪亮登场”，并且通过面向社会发行股票为各自的企业融资。

早期股票的形制类似当票，讲究实用，信息包括企业背景、发行数量、股份记录和分红情况，且已有骑缝章、编号等防伪“小心机”。

股份制企业的出现，根据企业的经营与分红状况，对股票持有者来说，就产生了股票交易流通转让的“刚需”。

1898年清政府为偿付《马关条约》第四期对日赔款，首次发行国内长期公债，募集总额预定为库平银1亿两。该债券由黄思永提议，户部设昭信局统筹发行，并拟定《昭信股票章程》十七条，面额分为100两、500两和1000两三种，年息5厘，以田赋、盐税为担保，偿还期限为20年。这同样也是可以交易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两者联手，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证券交易市场的“进化”。

三 中国近代证券交易市场

近代中国证券市场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晚清萌芽期‌、‌民国形成与动荡期‌两个阶段，具有鲜明的“移植—本土化—投机—危机”特色。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商率先在沪发行股票、债券，并于1869年设立专营证券买卖的英商长利公司，1891年成立“上海股份公所”（后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外商证券市场核心‌‌。

‌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发行中国第一张近代股票，标志着华商股份制企业“闪亮登场”‌‌。随后开平煤矿、上海电报局等洋务企业相继发股，1882年出现‌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提供代客买卖服务，具交易所雏形‌‌。却因1883年胡雪岩丝业投机翻车、中法战争紧张，华商股票崩盘，市场陷入长期“冬眠”‌‌。

通过股份公司融资和证券交易流通与催生出来的民间证券交易，既是西方金融制度在中国的“山寨版”，也是民族资本寻找现代化融资方式的“自救行动”。

民国初期，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公债连续不断地“批量生产”，国内证券交易市场也开始进入了“有组织的交易所时代”。

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证券交易所法》，为中国首部证券交易法规‌‌。‌1918年6月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门营业”，这是‌中国首家官方认证的证券交易所‌，主要服务北洋政府公债的流通。但它的命运也被该政权“绑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它就逐渐“凉凉”，1939年彻底关门。

‌1920年7月‌，由江浙财阀虞洽卿操盘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高调亮相，形成中外“双所并立”格局‌‌。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仅半年净利就达到了50余万元，年利润率高达80%，引发社会投机“狂欢”‌‌。加之一战结束后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洋货竞争加剧，大量闲置资金无处投资，转向金融投机‌‌。北洋政府虽有《证券交易所法》，但执行不力；大量投机者进入上海租界注册，租界当局仅收注册费，放任自流‌‌，导致机构暴增‌。1921年夏秋，仅上海一地就涌现‌出了140余家交易所‌和‌12家信托公司‌，业务涵盖证券、棉纱、砂石、烟酒甚至火柴等非金融领域‌‌。多数交易所主营炒卖“本所股”，股价被抬高1–6倍，交易昼夜不停，出现“仅挂筹备招牌，一元一股认股证即成奇货”的怪象‌‌。‌年底，钱庄、银行因风险收紧信贷，投机者无法续贷，引发抛售潮，股价崩盘，交易所连锁倒闭‌‌。到1922年春，仅剩‌6家交易所‌和‌2家信托公司‌存活‌‌。经济损失‌估计超‌3000万元‌，多人破产自杀‌‌。股票信誉扫地。

自此‘信交风潮’之后十余年间，产业证券市场‘集体闭麦’，公债成了‘C位担当’。抗战前，股票市场虽然‘回春’，但大多是游资在‘花式作死’。尽管国家法律制度相对完备，但执法缺位严重。1940年代初上海租界内股票市场短暂复苏，但由‌社会游资投机驱动‌，与实体经济脱节‌‌。1945年后恶性通货膨胀加剧，股票市场成为投机工具，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倒台而彻底凉凉‌‌。

在‌‌近代上海中外交易所双所并立的格局中，外商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高，由汇丰等外资银行主导，形成‘一体两翼’（银行+外汇+证券）资本闭环‌‌。形成了‘‌弱政府、强自律‌’的监管模式，主要依赖市场自律和司法判例来维持运行，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本土化调试机制。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特点‌则可概括为：‌起步晚、进程曲折、外资主导、法制滞后。由于受政府干预过度，资金多流向公债或投机，未能有效服务产业‌‌。

尽管中国近代也有《证券交易所法》等法规，但执法缺位，监管薄弱，导致市场屡陷泡沫‌‌。

但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近代的股份制与证券交易虽未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但为中国现代金融制度、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提供了早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