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江浙财团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中的金融支持

江浙财团是1920-19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由江苏、浙江籍金融家、实业家组成的资本联盟，核心为"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北四行"部分成员，掌控中国金融业半壁江山。

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为张嘉璈（张公权）中国银行副总裁，金融界"四大名旦"之首，掌控国家银行命脉。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近代银行制度创新者，被誉为"中国摩根"。李铭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外汇业务权威，国际金融纽带。钱新之交通银行董事长，南京政府财政顾问。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航运大王，工商界领袖，青帮靠山。荣宗敬荣氏企业集团创始人，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中国"面粉大王""纺织大王"。

其掌控的经济版图：

金融：控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关键金融机构，1929年华资银行资本的70%以上由江浙财团掌握。

实业：垄断纺织（荣氏）、面粉、航运（虞洽卿）等支柱产业。

贸易：掌控中国外贸1/2以上、国内航运1/4的业务量。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代表的江浙财团，需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故能从资金到政治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全面渗透。

1917年虞洽卿与张静江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孙中山革命活动提供资金支持。1927年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通过筹款、发行公债等方式资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通过财政"输血"：蒋介石集团崛起的资金引擎。

1927年4-6月，江浙财团通过银行垫款和承购公债，为蒋介石提供1.36亿元紧急资金，解决"清党"与政权建立的核心财政需求。

政权巩固期持续支持：1927-1931年，南京政府发行10.42亿元国内公债，江浙财团包揽承购，获取5-6折认购、6-8厘利息的超额利润。

军事扩张保障：通过银行团为北伐战争提供军费，使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获得决定性经济优势。

政治联盟：权力交换的双向绑定。

人事渗透：江浙财团核心人物进入政府决策层，如钱新之任财政部次长、张嘉璈任铁道部长、陈光甫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

政策定制：推动南京政府出台《公司法》《票据法》等现代经济法规，取消北洋政府苛捐杂税，镇压工人运动（如四一二政变）以维护资本利益。

地缘布局：支持南京为首都（靠近上海金融中心），形成"政治中心+金融中心"的权力格局，便于资本控制政权。

经济整合：资本与政权的利益共同体。

公债红利：通过公债承购与二级市场交易，江浙财团获取年均**20-30%**的投资回报，成为1927-1935年最主要盈利来源。

行业垄断强化：借助政府力量挤压外资与地方资本，巩固纺织、金融、航运等领域的主导地位。

金融改革参与：主导1933年"废两改元"和1935年法币改革的前期设计，试图将金融主权掌握在民族资本手中。

社会控制：构建政商黑三角联盟，与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势力深度合作，形成"资本+权力+暴力"的统治网络，杜月笙甚至担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

通过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等机构，将工商界组织化，成为政府与民间经济的中介。

1935年以后是江浙财团从掌控到被掌控的历史转折。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利用白银危机，向中国银行强行注入1500万元官股，使官股占比达50%，张嘉璈被迫辞去总经理职务，国家银行控制权转移至四大家族手中。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公债摊派""强制认购"等手段掠夺江浙财团资金。

实施银行业、保险业、纺织业等关键行业的"统制经济"，限制民族资本自主经营。

建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金融垄断体系，挤压民营银行生存空间。

至此，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激化。

首先是财政索取。由合理回报、减少摊派转向无限制发行公债、强行借款；使资本利润率从20%降至8%以下。

其次是在政治权力方面。由参与决策、分享权力转向排除异己、独裁统治；江浙财团中的核心人物被边缘化，如张嘉璈、陈光甫被迫离职。

第三是行业发展。由自由竞争、市场主导转向国家垄断、官僚资本扩张；荣氏企业等被强行"国有化"或兼并。

以江浙财团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其经济实力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为南京政府提供财政基础，助力了国家统一与现代行政体系建立。

引入现代金融制度，将西方银行管理、会计制度引入中国，推动金融业现代化。通过资本运作支持民族工业，荣氏企业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标杆。

其消极后果则在于：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资金支持，为蒋介石"清党"与独裁提供了经济基础，强化了独裁统治，阻碍民主进程；为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官僚资本的形成提供了"跳板"，最终导致民族资本衰落；过度依赖公债收益，削弱了实业投资动力，使中国经济呈现"金融投机强、实业基础弱"的特征。

若注意观察，可以发现资本与蒋介石视江浙财团为"需要时拿来，不需要时踢开"的工具，完美诠释了近代中国资本与权力的不平等关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既无法对抗外国资本，也难以摆脱官僚资本控制，缺乏制度保障的环境下，最终将被权力所控。这一规律对理解中国现代企业与政府关系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江浙财团的兴衰揭示了‌资本与权力关系的脆弱性‌：在缺乏制度保障的环境下，资本虽可短期影响权力，但最终难逃被权力反噬的命运。这一规律对理解当代中国政商关系仍具深刻借鉴意义。

编者按：长期以来，深,受实物经济、产品经济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多将物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视之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货币金融仅作为交换的媒介，没有引起较多的关注。直到1985年以前，三千多年以来，我们对国内工农产品还是以实物计量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商品交换经济，货币金融在社会经济运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凸显。从1985年开始，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量才转换为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本世纪初，我才知道金融经济学的提出。这也给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我已出版的《千年交子与货币金融》与《简明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都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货币金融与思想的发展脉络，但在货币金融对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作用阐述得还不够，故在编写这套《中国货币金融的故事》小丛书的内容中，着力加以发掘。

三十四 国民政府创建国家金融资本体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闪亮登场，通过对财政税收的‘乾坤大挪移’，成功扭转了自北洋政府以来中央财权‘离家出走’和‘层层下放’的尴尬局面。组建了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组成的‘四行二局天团’，构建了一套国家资本对全国金融体系进行‘全方位托管’的豪华配置。财政经济领域的中央集权再次强势回归！

一 创设中央银行（金融界的‘国家队’队长）

1924年，孙中山为了给广东革命政府的金融政策‘充充电’，大手一挥拨给宋子文3000万国币，筹设中央银行。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收复湘鄂，广东国民政府也跟着‘搬家’到武汉。同年12月，又在汉口开了家中央银行分店。开业初期发行的兑换券还算‘信用值爆表’，后来因为战事‘加班’太频繁、政变‘换人’太勤快，最后只能无奈‘歇业’。

南京政府成立后，火速启动中央银行筹建计划。1927年10月25日就甩出《中央银行条例》19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是金融界的扛把子，由国家全资控股’，筹备处设在上海。1928年10月5日，该条例被国民政府‘扩容’到20条，政府还砸了2000万资本金，11月1日正式开业，总行驻扎上海。下设发行、业务二局。首任总裁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职上岗’，他豪言壮语要‘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剂金融’。1935年4月，中央银行资本金飙升至1亿元，总行‘搬’到首都南京，全国撒网设分行、处，立志成为全国金融的‘超级调节器’。

中央银行手握‘钞票印刷机’、‘国库钱包’、‘债券操盘手’等多项特权，还独享公款解拨存储汇兑的‘VIP通道’，同时兼职干起了普通商业银行的活儿。在宋子文同时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多到‘数钱数到手抽筋’，1933年突破了14亿元大关。后因为还本付息和开发新财源的压力山大，宋子文和蒋介石闹掰了，蒋介石直接让孔祥熙‘接盘’。

二 改组中国银行（从‘民间大佬’到‘国家队’的华丽转身）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政府的户部银行。辛亥革命后被北洋政府‘收编’，改组为中国银行。因为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的‘金饭碗’，业务发展得‘风生水起’。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致全国反对期间，北洋政府突然甩出中国银行停兑令。只有上海分行在张嘉璈的带领下，拒‘不接旨’，另组股东联合会和上海绅商坚持兑现。这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信用直接‘封神’，民间都把它当‘定心丸’。1917年该行修改条例，新招1000万商股。官股逐渐退出。到1928年，资本金已达1900多万，虽然没中央银行的名头，但在发行纸币、代理国库、调剂市面、安定金融等方面，实际上早就干起了中央银行的活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把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搬’到上海，还注入官股500万，让商官合股达到2500万，官股占1/5，把它改造成‘特许国际汇兑银行’，业务清单包括：(1)给政府发行海外公债及还本付息当‘操盘手’；(2)打理政府存在国外的‘小金库’；(3)给海外贸易当‘助推器’；(4)代理部分国库业务，保留兑换券发行特权。还管国内外汇兑、货物押汇、商业期票汇票贴现等。临时股东会选张嘉璈当总经理。任命李铭当董事长。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修订条例，用金融公债砸进1500万新官股，资本金变4000万，官商各半，张嘉璈被调去当中央银行副总裁，由常务董事长宋汉章兼任总经理，宋子文空降当董事长。中国银行也变成了国民政府的‘亲儿子’。

三 改组交通银行（从‘邮传部嫡系’到‘实业银行扛把子’）

交通银行是1907年由清政府邮传部‘特批’成立的‘国家队银行’。1914年，交通银行改订章程，股本总额扩到1000万，还能代理国库、经付公债本息、代收税款、搞国内外汇兑等，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1927年之前，它主要是商股。国民政府上台后，砸进200万官股，把总行迁到上海，让它变身‘政府特许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业务包括：(1)给公共实业机关发行债票及还本付息当‘经纪人’；(2)管交通事业的‘账房先生’；(3)给其他实业计划当‘啦啦队’；(4)代理部分国库业务，还能发行兑换券。1935年，财政部拨发金融公债1000万，把官股加到1200万，官股占比55%。还派蒋介石的亲信胡笔江当董事长，唐寿民任总经理。交通银行，又成功‘被收编’！

四 创建农民银行（专为‘三农’定制的金融神器）

中国农民银行原先是为了围剿中共中央苏区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总行设武汉，在四省内设分支机构。资本金1000万，财政部入股250万，目标是‘给农业输血，给经济回春’。1935年4月1日正式‘升级’为中国农民银行。业务清单超丰富：(1)收存款；(2)办汇兑；(3)买卖生金银及有价证券；(4)搞动产不动产抵押放款和信用放款；(5)经营农业仓库，给农产农具改良和农民合作社放款；(6)发农业债券和流通券；(7)农业票据贴现。董事长孔祥熙，总经理叶琢堂。

到1935年夏天，国民政府不仅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而且完全将中国和交通两行控制在手，同时又将四省农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成为国家特许的专门农行。这就是国民政府的四大国家银行，它们既是国民政府国家资本的核心，又是国民政府用来扩大国家资本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

五 成立中央信托局与邮政储金汇业局

中央信托局原为中央银行附设机构。1935年8月由中央银行投资1000万元，呈准国民政府成立。其业务经营范围主要是办理公务员、军人储蓄及其他储蓄，并设立中央储蓄；办理国际易货事务以及各级政府机关、国营事业或公共团体委托的购买业务；办理企业信托、存款信托、基金信托，投资信托、证券买卖及房地产租赁等；办理公有财物及政府或公共机关重要文件契据等的保管。此外，还办理国内外汇兑及其他银行业务。它的经营范围虽广，但其主要业务却是代表政府从国外统一购买军火。

为扩大资金来源，追求丰厚的保险盈利及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成立后由中央银行一次性拨款500万元，增设保险部，办理火险、水险、兵盗险、汽车险、寿险、一切财物及人身意外险，并经营分保业务。

中国邮政局最早在1898年已开办汇兑业务，1908年开办储蓄业务。到1929年，通汇的邮局及代办所2374处，办理储蓄业务的邮局有206处。1930年，国民政府以这一庞大的信用机构为基础，在上海成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直属交通部。1935年3月改名邮政储金汇业局，隶属邮政总局。通汇局、所增至9500处以上，成为社会储蓄和汇兑资金的机构。其主要业务为举办储蓄、邮政汇票、电报汇款、抵押放款、贴现放款、购买公债或库券、办理保险业务等。并规定，凡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未设分支机构的地方，国民政府的一切款项均由邮政储金汇业局转饬当地邮局代办。

至此，国民政府以四行二局为基础，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金融资本体系。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其关键之处：一是1928年初成立中央银行，资本由国库一次拨足2000万元，享有发行货币、代理国库等特权，标志着国家金融垄断的起步；二是通过“金融公债”方式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资，使官股比例分别升50%~60%，实现了对两大实力强于央行的商业银行的完全控制，奠定了“四行二局”的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