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从金融垄断到经济垄断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事

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规定调整工矿的主要方式为协助所有国营厂矿资本不足运用或新设国营厂矿资本尚待筹措者；对于原有或新设的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这就是说：第一，扩张“官营”工业；第二，吞并民营工业，从而加强国家金融资本在工业中的垄断地位。

金融垄断对工业进行垄断的方式是：银行向企业加入股本，控制工业。如当时有名的贵州企业公司，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家投入的资本，称边“股”，占全部资本的68%。又如四川川康兴业公司，全部股额为70万股，其中商股30万股中又以四行二局及四川省银行认股最多，总计超过商股的一半以上。这样，四大银行就在工业企业中取得了优势。

银行直接投资开办工业。如中国银行于1940年在陕甘一带创办雍兴实业公司，其所属工厂生产类型包括纺织、棉花打包、面粉、制革、酒精等，不到几年就发展到近30个单位，为西北工业的托拉斯。根据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报告，大后方共有工厂3758家，其中官营656家，民营3102家，但官营工厂资本平均每厂为200万元，而民营工厂资本每厂则不到20万元。除官营工业外，权贵资本还拥有许多商办形式的工业，如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资本额为1200万元，到1943年增资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陈果夫、陈立夫家族的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巨大的垄断企业。无论官办企业，还是权贵资本“商”办企业，都是以其金融垄断为基础的，有了雄厚的金融基础，才能实现它们的工业垄断。反过来说，有了工业垄断，就进一步加强了金融垄断。

在控制商业的过程中，很多官僚资本也是通过金融活动进行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以储蓄物资为名义，就更有利于金融资本加强对商业的控制。1939年12月，国民政府借口抗日战争时期要平抑物价，曾设置“平价购销处”，其购销商品的范围很广，批发和零售机构遍及大后方。平价购销处的资本由四联总处拨给。其账目直接受四联总处稽核和监督。它无疑是四联总处附设的投机商号。

国民政府要员以各自掌控的金融系统对商业进行投资。如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宋子文通过中国银行组建中国棉业公司，控制了全国棉花、纱布的贸易，并通过他所控制的金融系统投资于重庆中国国货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四川畜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等。孔祥熙在重庆以裕华银行为中心，把其祥记、广茂兴及桓义升三家商店联合在一起，进行商业

鹅投机垄断。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大后方的商业中心，各大银行、公司、行号均设于此。银行控制着商业。据1942年9月国民改府财政部调查统计，重庆市金融业对商业的投资，虽仅占金融业各种投资的26.38%，但金融业对商业的贷款，却占金融业各种贷款的52.19%，重庆的商业企业借入资金占全市工商运输等借入资金总额的77.62%。这些商业投资、贷款或借款，主要由国民政府的官办银行掌握，它们控制了重庆市的主要商业企业。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置“农产调整委员会”，通过统购统销控制农村的经济作物。同时，还由中国农民银行举办各种农业公司以加强对农业的控制。如农工企业公司、肥料公司、农具公司、农业机械公司、农业保险公司、中国林木公司、大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以及与各省合办的新疆林垦公司、广西水利垦殖公司等。

通过发放“农业贷款”来控制农业。抗战全面爆发前，国家金融资本虽插手农村高利贷活动，但所占的份额不是很大。据193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在22个省的调查，各省农民借款主要来钱庄、商店和地主、富农与商人，合作社与银行仅占5%。抗战全面爆发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国民政府财政部对大后方15个省的调查，受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金库所占比重，由1938年的27%，发展到1943年的59%。这样，它们结合对农业经济作物的统制，对整个农业施加控制并对农民进行掠夺。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通过接收敌伪的金融机构与资产，进一步扩大了“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势力。1946年6月，国统区的银行共3489家，其中国营2446家，占银行总数的2/3以上。1946年底，“四行二局”存款总额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91.7%。控制了包括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在内的整个金融市场。国家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不仅是压制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甚至是严重阻碍窒息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空间。

三十八中国近代金融风险

金融交易是以合同形式实现的契约交易，涉及未来支付兑现的问题。合同能否执行，合同保证的支付能否兑现，交易双方能否彼此信任、所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对金融交易的发生和发展十分关键。如果说实物交易中存在假冒伪劣，那么金融交易中的假冒伪劣和不诚信就更上一层楼，欺诈的空间会增大很多倍。因为以信用作为基础的金融，联结的是社会上无数的货币供给者和需求者。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信用缺失，都有可能使相关单位或个人乃至整个社会运转失灵，经济秩序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

在中国近代社会，按类型划分的金融危机‌主要有：

银行业危机‌。如‌1903年中国通商银行挤兑风潮‌；1916年、1921年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银行券停兑事件‌。1935年因美国《购银法案》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通缩与银行体系崩溃 ‌‌。

‌证券市场危机‌。如1910年橡皮股票投机风潮‌，由国际橡胶泡沫引发，上海钱庄大量倒闭，全国金融震荡 ‌‌；1921年“信交风潮”‌（又称“民十风潮”)，上海滥设140余家交易所和信托公司，银根紧缩后连锁倒闭，仅剩6家交易所。 ‌‌

‌货币危机‌。如1935年白银危机‌迫使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实行法币政策； ‌‌1947年黄金风潮‌，法币贬值引发抢购黄金‌；1948–1949年法币、金圆券、银元券崩溃‌，导致货币体系彻底瓦解 ‌‌。

‌综合性金融危机‌。如1883–1883年胡雪岩囤丝破产、徐润房地产崩盘叠加，78家钱庄仅剩10家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1935年以后的金融危机‌已开始兼具货币、银行、证券等多重特征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1948年金圆券改革。它不仅暴露了传统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折射出国家主权沦丧、制度缺位与市场投机冲动下的深层危机。

‌1883年发生的金融风潮（倒账风潮）‌‌是由大买办、投机商人胡光墉(又名胡雪岩)丝业投机失败引发。

胡光墉在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中通过借洋债提供后勤保障，居功至伟，事后经保举获得了红品顶戴与黄马褂赏赐，这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殊荣。其事业也如日中天。于沪杭各营大宅，置良田万亩，除开设当铺20余家，又开设钱庄数十家遍及京师、上海、福州及两湖等地。各省公款及达官显贵的私人储蓄多存于其中。1882年，为对抗外商对中国生丝出口贸易的垄断，依恃其财力并联合众多华商囤积生丝15000包，企图控制当年国际市场上的生丝价格定价权。却因当年意大利生丝丰收及外商联合抵制，被迫低价抛售，亏损超千万两。由此诱发1883年1月金嘉记丝栈倒闭，牵连40家钱庄；各处富户纷纷向钱庄提回存款，西帮票号于10月忽然收账，外国银行停止拆借，钱庄无处通融。金融危机由上海沿江而上，波及汉口。其它如福州、杭州、金陵、天津、宁波、镇江以及非通商口岸的长沙、南昌等城市的银钱业。同年12月，其阜康钱庄破产，上海78家钱庄仅存10家。‌

金融危机立刻傳导到了商业、农业、手工业。据上海《申报》载，杭州上城的各衣庄、绸庄及皮货庄交易零星，其收入尚不足以敷店员伙食，至于城东丝行，下城各箔(养蚕用具)作坊，各扇庄、机坊全部停歇，甚至补钞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工作也因阜康钱庄倒账，经费无从支取不得不停止。

导致这场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胡雪岩与盛宣怀之间最具戏剧性的商业竞争，实则是左宗棠与李鸿章两大政治集团的生死较量。

首先是盛宣怀联合洋商抵制胡雪岩囤积的生丝，使其价值暴跌，上千万两资金无法回笼。

‌其次是制造挤兑潮‌，利用掌控的电报系统散布“阜康钱庄将倒”谣言，并策动权贵集中提款，引发恐慌性挤兑。在‌‌这个时候，李鸿章授意上海道台邵友濂故意延迟支付胡雪岩代办军饷的80万两协款，致其资金链断裂。最后‌‌是政治清算‌，通过罗织“挪用公款”“中饱私囊”等罪名，促使清廷对胡雪岩革职查办，彻底断绝胡雪岩翻盘可能。

‌胡雪岩的致命弱点‌是他身份上的局限‌。他虽戴“红顶”，表面风光，但仅为虚衔，无法调动官方资源自救。一旦被指“挪用存款”，储户信心瞬间瓦解，全国23处分号接连倒闭。而他的政治靠山左宗棠此时正南下广西抗法，盛宣怀阻断电报联络，以致胡雪岩求救无门。

胡雪岩倒台后，清政府失去了唯一能与外商抗衡的民间金融体系，甲午战争时军费筹措陷入绝境。这场“金融谋杀”不仅终结了一个商业帝国，更斩断了晚清自救的最后一根经济命脉。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经济尚未恢复之时，1947年又发生了国共之间的战争。由此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法币发行量比抗战前增长47万倍，物价上涨超300万倍，1948年8月上海物价较年初上涨‌五十六倍‌。财政赤字严重‌。军费占预算近半，财政收入仅支出的5%，政府靠滥发钞票维持运转。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掌控经济命脉‘官员贪污成风，民间称“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女子）。

为稳定经济，蒋介石在庐山策划“经济紧急处置方案”，核心内容包括：发行‌金圆券‌，以1元兑换300万元法币；强制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汇；实行“八一九限价”，冻结物价。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是改革成败关键。此时蒋经国刚从苏联留学归国，亟需政治资本；蒋介石也希望借助其“太子”身份震慑权贵‌‌。于是，蒋经国以兼任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督导员的身份，肩负“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重任，试图通过铁腕手段，严惩囤积居奇的豪门显贵，重建政府信用，稳定民心。然而，他所遇到的却是权贵资本盘根错节‌的利益。如扬子公司（孔令侃控制）与杜月笙、宋美龄、孔祥熙等高层关系密切，形成“特权铁幕”‌‌。蒋经国虽初期查封扬子公司、逮捕杜维屏，但最终在‌宋美龄干预、蒋介石亲自叫停‌下妥协，暴露改革本质是“选择性执法”‌‌，在触及权贵利益后迅速失败，最终演变为一场“虎头蛇尾的闹剧”。民众对政府彻底失去信任，市场陷入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城市经济几近瘫痪，成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的重要经济原因。

从近代中国历史上金融风潮的共同成因来看：首先是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导致资金大量涌入投机领域。钱庄、票号甚至银行深度参与高风险投资，形成系统性脆弱。

其次‌‌是外部冲击与经济依附性‌。如1933一1935年的白银风潮，就是直接受美国《白银收购法案》影响，国际银价暴涨引发中国白银外流，暴露了半殖民地经济对全球市场的被动依赖。

‌再次是政府财政失控与货币滥发‌。如北洋政府时期中交两行停兑、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均因财政赤字过度透支银行信用，最终引发信用崩塌和恶性通胀。

‌最后是金融体系结构失衡‌。如传统钱庄与现代银行并存但未有效整合，外资银行主导外汇与信贷市场，民族资本金融机构缺乏抗风险能力。

金融稳定关乎国运。因此，‌监管必须前置‌。市场“看不见的手”无法自我纠偏，需健全法规与执行机制。

‌金融应回归实体‌。脱离产业支撑的金融创新终将成为空中楼阁。

‌公众风险教育不可或缺‌。投机冲动源于对风险认知不足，需加强金融素养普及。

‌国家金融主权至关重要‌。半殖民地状态下，外资操控与资本外逃使调控失效，警示今日须筑牢金融安全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