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 对私人金融资本的整顿与社会主义改造

对私人资本金融业的整顿与改造，既是建国初期对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先声。

建国初期，私人资本银行、钱庄、信托、保险公司及其它们的分支机构在全国还有大约1032家。由于战争的原因，它们的业务衰退，资力薄弱，投机性很大，另一方面，它们又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着一定的联系。在国家银行初建但发展还不充分，私人资本工商业的比重还很大的历史背景下，它们在国家银行的领导下，有其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同时也因为它长期以来的投机性，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面也是非常突出的。既或是在国家金融的领导下，仍有不少私营行庄依然私设暗帐，隐藏收益，或者私自拆放，收取黑市利息，甚至买卖黄金美钞，进行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和物价。也需要人民政府对它进行严格的管理。从1949年到1952年，人民政府分阶段有步骤地对私人资本金融业进行了整顿和改造。

1949年4月27日，华北人民政府首先颁布了《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私营金融业的业务范围、资本额标准、缴存存款准备金和付现准备金比例，以及违反管理办法的处罚等。其它各大区也相继颁布了类似的办法，对私营金融业进行初步整顿。如上海原有私营行庄203家，完成增资登记的有178家，其中有56家因违反法令受到处分。到1949年底，全国私营金融机构也由1032个减少到830多家，淘汰了近20%。

其次，是调整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1950年3月实行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后，市场上的虚假繁荣和虚假购买力随之消失，使依靠通货膨胀和金融投机而生存的私营行庄在投机无路、资金周转困难和信用动摇的危机下，发生了集中性倒闭。从2月到6月，仅上海一市就有92家私营行庄先后倒闭，从业人员由3万人减到2万人。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以“积极疏导、深入管理”来调整工商业及公私关系的方针。并且于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金融业联系会议，调整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和金融业中的劳资关系。组织联合经营和联合管理，深化私营金融业的改组。

由于前期的整顿，继续走老路的金融机构业务萎缩，随时有倒闭的风险。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把那些还能继续营业的行庄组织起来，联合经营业务，疏导他们把资金用于扶助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

金融业的联营发端于天津。它们在1950年4月着手组织“信用联合准备会”，对内相互扶助，共同计划业务，改进审核放款，逐步走上联营或合并，由此启发了上海私营金融业组成“银钱业联合放款处”。参加联营的条件：一是机构本身有盈余，或有相当资财抵补亏损而有余的；二是劳资双方协调的；三是精简节约已有具体成绩的。

联营的任务是为提高和加强集团行庄的信誉，避免盲目的竞争，有计划地扶助工商企业，并加强同业的联系，以便于国家银行的领导。参加联营的行庄，其本身内部组织及会计仍各自独立，提出存款的10%举办联合放款。联营之后，上海私营金融业一年之间存款额增长1.3倍。私营行庄，信誉也有所提高，业务日趋活跃。

经过联营，逐步走向合并，即采取“小的并，大的靠”和“先合并，后清产定股”的办法，为实现公私合营打下基础。

1950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之后，私营金融机构纷纷宣布公私合营或进行联合管理。1950年下半年建业银行宣布公私合营，形成了公私合营新五行。1951年5月，五家银行在上海组成联合管理处，各银行总行的管理部门进入总处。同年9月到11月，浙江兴业、国华、和成、聚兴诚、浙江第一、源源长等6家银行也先后加入了联合总管理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51年7月在北京久安信托公司组成联合管理委员会，正式改组为公私合营机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五家银行增加公股后，于同年的9月1日组成“北五行”联合管理处。其它地方性行庄在各大银行相继合营并组成联合总管理处的影响下，也纷纷进行了联营或合并。至此，全国的私营金融业已进入了联营和联合管理阶段，并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从1951年起，各地金融业联营组织在服从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兼顾公私股东权益的原则下，开始分别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并成立了联合管理处。联营处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公股董事参加，属于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各合营银行联管处之间，业务经营上的盲目竞争现象还没有完全避免，在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上，仍存在不利于发展计划经济和对私改造的方面，因此，必须进一步继续予以彻底改造。1952年12月，60余家私营银行、钱庄在北京成立了联合总管理处，成为全国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周作民、王志莘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徐国懋任副总经理‌‌。并在国内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北京、天津、上海、西安、青岛、南京、杭州、厦门、汉口、长沙、广州、重庆、成都、昆明等14个分行。至此，公私合营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直接领导下，将所有的业务全部纳入国家计划，实现了私营金融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最后是对私营金融业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三反”“五反”运动后，私营金融机构出现了大批的亏损。1952年下半年，政府通过增加公股到各家私人资本银行，让资本家交出经营、财务、人事权力、完全由国家统一管理。顺利接管了拥有300多个机构，一万多名人员、1万亿元存款、5000亿元放贷、1.6万亿投资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全国解放初期到1952年冬，人民政府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即在对私人资本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私营银行和钱庄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银行的社会主义国有化。这不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银行体制的建立，促进信用制度的发展，也有利于消除私人资本金融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影响，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步伐，从而，为国家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立了基石。

若要对旧中国20世纪30年代上海私人资本工商业、金融业的活动产生形象具体的认识，可以借助文学大师茅盾创作的史诗级般的长篇小说《子夜》。若要对建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进行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深刻革命的全景式地了解，可以参考周而复的史诗级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作者切身体验了这一伟大变革生活中的艰苦岁月，以中共领导“五反”运动和对私改造为时代背景，通过丰富多彩的典型情节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展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伟大画卷，成为划时代的里程碑。在人物构图上，虽然着重描绘了工商业资本家，但也穿插描绘了私人金融资本家，反映了私营工商业与私营金融业具有密切的联系。

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合署办公，标志着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一统”金融体制的确立‌，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唯一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金融体系‌‌。此后它也为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铺平了坦途。并且提供了组织、人才和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