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 当今中国证券市场

‌自2008年以来，上证指数多次跌破2000点。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从低迷调整到制度重构的过程。

一 顶层设计

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国务院据此于2014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国九条”），对资本市场作出顶层设计。总体原则是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导向，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理顺发行、定价、配售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公平，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012年以后国家开始启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厘清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抑制“三高”（高市盈率、高募资额、高超募比例）发行。

受杠杆资金推动，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A股经历一轮快速牛市，上证指数最高触及5178点。6月起千股跌停频现。监管层紧急出台暂停股份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招股，证金公司入市护盘等措施。2016年1月4日、7日，A股两次触发监管层为控制股票、期货等金融产品交易风险而设置的自动暂停交易措施，交易提前结束。

沪深股市中有50只被选入的大盘股表现出了长期向上的趋势，在证券市场上占有重要支配性地位，具有较高市值，经营业绩优良且稳定增长的蓝筹股；有长期业绩优良、回报率高的白马股，引导着市场从炒小炒差向价值投资转变， 单纯依靠炒作题材获利难度加大，基于基本面研究和长期配置的投资策略逐渐成为主流。

二 重大改革与制度创新

为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拓展民间投资渠道，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新三版，由小规模区域性试点扩大至全国，2013年底正式挂牌运营，由356家发展到2017年底的11630家，交易股本由97亿元发展到6756亿元，成为全球上市企业数量最多的证券交易所。

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资本市场对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服务水平，2018年11月5日在上海证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为支持暂时无法在主板上市、但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AI算力、生物医药等，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在深交所设立创业版。2021年升级为北京证券交易所。

2023年开始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审核重心转向信息披露，大幅度地提升了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形成了以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服务于不同发展阶段企业融资需求。缘色债券、科创票据等创新品种不断涌现，债券市场成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支柱。

从2012年开始，证监会强力推动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当年现金分红总额较上年增长了22%。后续多年持续强化约束，对不分红或分红少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引导了民众长期投资的理念。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特别代表人诉讼）落地，提高了违法成本，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从2012年开始，初步建立起了退市制度。2013年8月15日，光大证券因程序错误导致瞬间买入234亿元，引发沪指暴涨逾5%，被定性为内幕交易，四名责任人终身禁入市场，罚款5亿。2016年欣泰电气因财务造假被强制退市，且明确规定了“一退到底”，不可重新上市，释放出了“应退尽退”的强烈监管信号。

三 行业格局与机构发展

自2012年以后，证券公司整合行业集中度得到提升。头部券商如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等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扩大规模，巩固了地位，从传统的经纪业务模式向现代财富管理、投行综合金融服务转型。

随着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入市资金比例增加，市场散户化特征逐渐减弱，机构化投资趋势明显增长，由2012年的17.4%逐年上升，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公募基金等逐步成为市场稳定器。2023年以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合并为标志，证券行业进入第四轮并购浪潮，旨在打造“航母级”券商，提升国际竞争力。券商从传统通道业务向主动管理转型，公募基金、投顾业务成为新增长点。2025年“长钱长投”政策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助力行业结构优化。

四 市场对外开放

1912年以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是通过建立合格境外(内)机构投资者制度实现。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引进外资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于2002年正式推出。自2012年开始取消了对投资持股比例的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使用境外资金投资境内证券期货市场，允许外资独资控股。当年底共有169家机构累计获得374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国际投行开始加速布局中国市场，如摩根大通、高盛等国际资本在华实现了独资独立运行，外资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增量。

‌2014年4月10日，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博鳌亚洲论坛向世界宣布：将着重推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其中服务业包括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重要方面，并称此后将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健康发展。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启动，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启动。截至2018年12月27日，累计资金流向沪股通3745.04亿元，深股通2649.3亿元。2018年10月12日沪伦(敦)通也正式施行。

中资券商也通过设立境外子公司、跨境并购等方式拓展主动“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中信证券、华泰证券等已在港股市场形成较强影响力。

五 科技赋能与业务创新

大数据、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智能投顾、量化交易、风控系统，推动证券行业数字化转型。公募REITs(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将流动性较低的大型不动产资产转化为可交易的证券的试点于2021年启动，2025年商业不动产REITs落地，拓展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新路径。

六 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

中共十八大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十四五”期间通过股权融资近2.32万亿元。

2023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致力于建设金融强国。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把科技金融排在首位，找准金融与科技的结合点，提升金融服务于科技的质效，推动“金融一科技一产业”的良性循环，将成为当前及今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方向与重点。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资本市场规模跃居全球前列‌：截至2025年，A股总市值超‌100万亿元‌，上市公司5400余家‌，投资者账户近‌2.5亿。在服务实体经济面，支持科技创新企业上市超600家。从审核制到注册制，从单一主板到“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三板”的多层次体系，市场结构更加清晰、功能更加协调。

五十八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保险业

保险具有助益性。是一群人集资帮助其中遭遇不幸事件的人渡过难关‌。这既是一种风险管理工具，也是一种财务安排，其核心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保险的作用：一是化解风险‌，将不确定的大额损失，转化为确定的小额支出；二是守护底线‌，确保一场大病、一次意外不至于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维护尊严‌；三是让人在困境中仍保有选择的权利，无需委曲求人。

从功能上看，保险可以分为：‌重疾险‌。确诊癌症等重症，直接赔付一笔资金，用于治疗、康复、偿还房贷等；医疗险‌。报销住院、手术、药品等费用，特别是医保不予覆盖的部分；意外险‌。应对突发事故，如摔伤、车祸，赔偿医疗费甚至身故金；寿险‌。家庭经济支柱若不幸离世，为家人留下一笔资金，保障生活不致崩塌；车险、家财险‌：保障车辆、房产等财产，在发生事故时能够获得赔偿。

当今社会，保险与银行债券理财一样，深度融入每个家庭与个人生活之中。购买保险不仅是支出换取保障，更像是用小额资金规划未来。一份优质的保险，能在危急时刻挽救生命，亦能助力维持生活质量。

就人类历史而言，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时刻危及到人们的生存。在中国，为弥补和减少由此造成的损失，维持生产活动的连续性，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在最为古老的文献典籍《尚书》中，便有了后备防灾、守望相助等保险理念。此后各代官修正史中，均有通过政府主导的荒政措施、仓储制度，而在民间也自发地产生有如镖局和各类合会组织。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保险制度，则是西方直接引入的产物。在重商主义时代，海外殖民贸易既能带来巨额的商业利润，也需要庞大的垫付资本且伴随有巨大风险，由此催生出了股份制、银行、保险、债券等货币金融制度创新。这也是商业保险起始于海事保险的原因。

自19世纪以来，西方近代保险业日趋完善，并持续向外扩张。1805年，外商在广州设立了首家保险机构—谏当保险行，此后，外商独占中国保险市场近六十年。1865年5月25日，我国首家自办保险机构—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保险业的正式诞生。1875年，官督商办的保险招商局成立。此后，中国人自办的保险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07年清政府出台了中国近代史上首部保险法案一《保险业章程草案》。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保险业最显著的变化是保险公司数量显著增长。1912~1927年，仅获批注册的华商保险公司即达31家。若计入未注册的，数量更多；保险公司的机构设立不再局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延伸至内陆各地；华商保险公司增多，使保险业务经营收入逐步增加，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1915年华商保险公司有59家，保险费收入656万银元，资本总额为959.6万银元；承保范围及对象，除传统的水上运输保险和货栈火险外，还新增了人寿保险、汽车险、行李险、邮件险等险种。

1927~1936年是中国近代保险业发展最快的十年。保险公司不仅数量增加，且在业务质量、企业实力等方面均有质的提升；保险业务种类亦随人们日常需求大量开发，如玻璃险、汽车险、偷盗险、电梯险等；信用保险首次在中国出现，打破了传统保单制的局限；银行业相继投资保险业；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证行大量兴起；保险业务开始拓展至海外；保险广告更加繁荣等。均呈现出中国保险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

抗战期间，受战争影响，保险业呈现下滑态势。其主要特点是：沿海地区工商业损失惨重，保险业务对象锐减，且保险公司因标的物毁灭，需退还大量保险费，致使最为发达的沿海地区保险业遭受重创。随着经济重心逐步西移，西部保险业获得发展契机，中国保险业的中心由上海转移至重庆，并逐渐形成以重庆为中心，辐射至整个大后方的保险市场，使原本落后的大后方保险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此时，国家资本也开始介入保险业，建立起以中央信托局为代表的保险垄断体制，中央政府创办的保险公司资金雄厚，并与国家政权结合，几乎包揽了当时主要经济命脉的各类保险，逐渐成为华商保险业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保险业，为支持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几经起伏，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国营企业经营各类保险业务，并设立华东、东北、中南、西北和西南五大区公司。随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旧保险业进行改造和整顿。一是接管并监督清理官僚资本保险公司，接管官僚资本保险公司21家，监督清理2家。二是对中资私营保险公司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整顿的方针予以恢复。1951年全部中资私营保险公司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合并入“太平保险公司”和“新丰保险公司”，1956年又进一步合并为专营海外保险的“太平保险公司”。三是在统一国内保险市场后，及时切断外商保险资本的业务来源。1952年外商保险公司逐步撤离中国保险市场。

新中国创建时期的保险业，突出特点表现在建立了国有保险公司，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保险市场结构，打破了以往外商保险公司对中国保险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局面。国有保险公司配合新中国经济建设，开办新的险种，所占保险市场份额逐步增长。

新中国保险业经过近10年的发展，于1959年进入长达20年的停滞阶段。一是保险业停办到恢复再到停办。由于新中国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全社会从生产到分配、消费实行了全面介入，以行政指令进行社会资源的统筹与配置，替代了社会生产活动中保险市场；在社会分配与消费领域，建立起了集体经济组织，对城乡居民的生老病死作了制度性地保降。商业保险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因此不断萎缩。再加上受前苏联把保险作为财政后备单纯吸收闲散资金工具的理论及“共产风”的影响，自1959年5月起，全国除个别城市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停办了国内业务。

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1964年广州、天津等地经过国务院批复先后恢复了国内外保险业务。到1967年又被迫停止。

其二，海外保险业务在艰难中发展。当时普遍认为海外保险业务可以赚取外汇，以及考虑到对外经济和政治联系的需要，海外保险业务仍被继续保留。1959年停办保险业时，只保留涉外保险继续经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适应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我国的进出口保险、国际再保险和国外保险业务得到了一定发展。1967年再次停办保险业时，还对出口保险业务进行了保留。